這不禁讓人思考一個有意思的現象：當雜交水稻已成為中國科技的一張名片，為何同樣關乎國計民生的雜交小麥，卻始終鮮少進入公眾視野？

      雜交小麥為何如此重要

      小麥是全球種植最廣、產量最大的口糧作物。中國作為世界最大的小麥生產國和消費國，常年種植面積約3.5億畝，總產量達1.4億噸，居全球首位。然而，隨著氣候變遷與生產方式轉型，小麥產業正面臨一系列挑戰：我國每年近1億畝小麥受旱情困擾；逆境脅迫加劇，綠色抗逆品種仍然稀缺；單產提升進入平臺期，亟需技術突破。

      目前，雜交玉米、雜交水稻和雜交油菜已在全球范圍內成功實現商業化推廣，并顯著提升了作物單產。相比之下，雜交小麥雖被公認為提高小麥產量和品質的重要途徑，卻至今未能實現大規模持續應用。

      研究表明，雜交小麥具備顯著的增產潛力，增幅可達10%至54.3%。目前，多個國家及主流種業企業已將其列為育種攻關的重點。盡管雜交小麥尚未在全球形成規模化推廣格局，但其未來潛力仍值得期待。

      雜交小麥發展歷程

      雜交小麥的研究始于20世紀50年代。1951年，日本首次通過異源細胞質導入獲得普通小麥雄性不育系。1962年，Wilson與Ross成功選育出T型不育系及其配套材料，實現三系配套，標志著雜交小麥研究邁出關鍵一步。由于三系法恢復源有限，隨著化學殺雄劑的研發，國際研究重點逐漸轉向化殺法。

      截至2014年，美國雜交小麥種植面積超過14.8萬公頃，英國約5萬公頃，阿根廷超過7萬公頃，其中絕大多數采用化殺法。近年來，隨著生物技術進步，美國科迪華等公司開發了基于核不育基因的新型雜交體系，為雜交小麥育種開辟了新路徑。

      我國雜交小麥研究起步于20世紀60年代。1963年，山東昌濰地區農科所發現“濰型”不育系，同期葉紹文在青海發現不育種質。1965年，蔡旭院士引進T型不育系，推動國內三系法研究。90年代，我國北京農林趙昌平等團隊自主發現溫光敏不育種質，兩系法體系迅速發展，逐步形成多途徑協同攻關的研發格局。

      目前，我國已建立三系法、兩系法、化殺法與核不育法四種技術路線，累計審定品種34個。其中“綿雜麥168”表現尤為突出，單個品種年種植面積達45萬畝，累計推廣面積250萬畝，增產幅度介于2.0%–30.1%之間，已示范推廣至國內外多個生態區。經過數代努力，我國雜交小麥研究已躋身世界領先行列。

      雜交小麥推廣瓶頸

      盡管技術日趨成熟，雜交小麥的商業化推廣仍面臨三重瓶頸，恰如趙洪璋院士所指出的“二低一大”難題：雜種優勢不穩定，增產效果受組合與環境雙重影響；制種產量低，種子生產成本高；播種量大，導致用種成本攀升，農民接受度低。

      而從技術路徑來看，四種方法各有短板：三系法普遍面臨恢復源稀少和細胞質負效應難題；化殺法對藥劑要求苛刻，存在成本與環境風險；核不育法的保持系創制困難，大規模應用受阻；兩系法雖進展最快，但育性易受環境波動影響，在核心麥區推廣依然審慎。

      破局之路：技術革新驅動產業突圍路

      雜交小麥的商業化困境，根源在小麥作為自花授粉作物，其多倍體基因組特性和復雜遺傳背景所帶來的超高育種難度。突破這一困境，必須從技術創新與成本控制兩端協同發力。

      基因層面，北京大學鄧興旺團隊正推動基于核不育基因的第三代雜交育種技術，嘗試利用新興的無融合生殖技術“固定”雜種優勢，從根本上解決優勢不穩與親本匱乏問題。

      制種環節，多項關鍵技術正系統推動效率提升：科迪華的分子標記輔助選擇（MAS）加速優良父本選育；先正達呂建團隊的父本單倍體誘導實現胞質不育系快速轉育；Donald Danforth植物科學中心開發的dcl5溫敏不育系提供了新的技術路徑；而智能輔助授粉設備正致力于將異交結實率從1-2%的極低水平有效提升。

      然而，最終跨越商業化門檻，必須攻克‘播種量大’這一經濟性難題。其根源在于小麥分蘗能力先天不足。未來需要通過遺傳改良提升分蘗數與成穗率，從生物學基礎上優化雜交種的種植效率，才能打破‘農民用不起，企業賺不到’的產業僵局。

      智種評論

      誠然，從雜交水稻的發展歷程來看，雜交小麥要想在大規模商業化生產中取代常規品種，必將面臨更多、更復雜的挑戰。

      然而，雜交小麥一路走來“道阻且長，行則將至; 行而不輟，未來可期”，其背后不僅是技術攻堅的科學家精神，更關乎一個國家在糧食安全與種業競爭中的戰略定力。

      隨著政策持續加持、技術不斷突破，以及先正達、中農發、江蘇大華、隆平高科、九圣禾等領軍企業的戰略性布局，雜交小麥正迎來產業化的關鍵窗口。它或許尚未像雜交水稻那樣家喻戶曉，但作為未來糧食安全體系中的重要拼圖，它的時代，或許才剛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