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2024世界農業科技創新大會在北京平谷舉行。其間，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北京市平谷區人民法院共同主辦 “2024世界農業科技創新大會農業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研討會”，邀請政府機關、司法機關、高校、科研機構等相關人員參與，圍繞“農業創新成果保護”等議題討論交流。

      有嘉賓指出，今年來，中國農業科技創新事業快速發展，以北京平谷區為例，其農業知識產權擁有量快速增加，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從2012年的54.5%提高到2023年62.4%，提升了近8個百分點。但從整體來看，中國農業科技創新保護方面仍存在短板，農業生物遺傳資源權屬管理制度尚未建立，農業知識產權保護和轉化能力不強等問題亟待解決。

      與會人員提及氣候變化給種業發展帶來新挑戰，并從域外經驗和本土實踐兩個方面詳細闡述應對措施。

      值得注意的是，氣候變化帶來的極端天氣如干旱、洪水、高溫和寒潮等都會直接影響作物的生長周期，給種業發展帶來挑戰，如2023年5月，河南遭遇罕見 “爛場雨”，導致小麥出現倒伏、發霉、發芽，夏糧產量比上年減產近6.9%。這一現象也受與會者高度關注，專家建議或可擴大知識產權保護范圍，激勵適應氣候變化的種子研發。

研討會現場。

      農業農村部正制定EDV名錄和判定指南

      中國農業農村部黨校、農業農村部管理干部學院農業農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楊東霞在會上指出，種業是農業的芯片，也是戰略性、基礎性的產業，氣候變化帶來的極端天氣頻發等，給起步較晚的種業帶來新挑戰。

      楊東霞表示，知識產權是種業創新發展重要制度保障，如何通過知識產權保護來緩解和應對氣候變化下的新品種開發和應用問題，受到國際社會高度關注。

      據她介紹，2021年，歐盟延長4000多個植物品種的保護期，強化育種者的一些權利；同年，日本修訂《種苗法》強化育種者的權利，對于繁殖材料的出口實施標簽制度，并通過技術創新研發耐高溫水稻品種，產量面積從2017年6.8%，增長到2021年的12.8%，四年增長一倍；2022年，植物新品種保護聯盟在日內瓦召開專門研討會，討論怎么通過知識產權的保護來緩解和應對氣候變化下的新品種開發和應用的挑戰。

      在司法實踐方面，一些國家利用區塊鏈、無人機、遙感技術調查取證。比如，美國桑沃爾公司去年利用無人機監控來收集對于侵權葡萄的證據，得到意大利法院采信。歐洲育種者信托公司通過遙感技術來識別肉眼難以判斷的侵權植物品種。

      從國內實踐來看，楊東霞介紹，目前已形成以《種子法》為核心的比較完備的知識產權保護的制度體系。2021年《種子法》修訂時，首次建立派生品種制度（以下簡稱“EDV制度”），擴大保護范圍，延長保護鏈條，完善金錢賠償制度，加強種子資源保護。

      南都記者了解到，EDV制度是一項國際通行的種業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當派生品種進行商業化利用時，需要經過原始品種權利人的同意，并按合同約定給予商業回報。這一制度旨在平衡原始品種權利人和派生品種權利人之間的利益，鼓勵育種原始創新，同時尊重他人創新成果。目前，中國正在推進包括水稻、小麥、玉米、大豆在內的四大作物試行EDV制度。

      楊東霞表示，這一制度如何落地備受關注，據她了解，目前海南自貿區知識產權法院已關注到這一類型案件；農業農村部正在推進EDV名錄和判定指南的制定，遴選鑒定機構。

      明確農民自繁自用種子的權利界限

      多位與會嘉賓提到在知識產權保護領域下，農民自繁自用權利的界限問題，這就首先需要界定“農民”的范圍。楊東霞介紹，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司法解釋和農業農村部發布的相關規定，明晰了“農民”的定義和責任豁免范圍：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承包合同范圍內的農民可以被豁免；而一些農耕大戶，比如農業經營主體、合作社、農業深化服務組織則不在豁免范圍內。

      楊東霞表示，如何平衡種子品種知識產權保護和科研與農民權益的問題，即知識產權的社會公共利益問題，不久前，最高人民法院、社科院以及農業農村部共同研究和推進。

      據楊東霞介紹，種業領域合作的專業性很強，一些農民無法讀懂合同，無法辨識背后的風險，因此需要在這些地區推廣公共法律服務，一村一法律顧問；農業農村部正在推進農民學法示范戶。

      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中國人民大學人事處處長、亞太法學研究院院長楊東介紹一個服務于農村的普惠金融項目：為農民的農資采購提供貸款，播種、加工以及農產品銷售提供一條龍服務，通過區塊鏈等技術包括傳感器、物聯網技術全面掌握養殖業、農村的各種農業數字化的過程，同時把涉農機構、農民等的數據上傳云平臺，構建基于區塊鏈不可篡改的數據控制體系，從根本上改變傳統金融的抵押、放貸模式。

      破解侵權認定難可通過制度設計

      涉及種業知識產權問題的法律實踐中存在舉證難的現象，也是此次論壇上高度關注的議題之一。

      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法官、法學博士雷艷珍表示，現實實踐中的舉證難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涉及到賠償數額的確定，難以證明自己到底有多少損失；二是關于侵權事實認定困難。

      對此，雷艷珍介紹，破解侵權認定難主要通過制度設計，比如，新的植物新品種權司法解釋中特別規定如果使用授權品種相同的名稱，可以推定其屬于授權品種的繁殖材料，這樣可以減輕權利人舉證的難度。對于如何確定賠償數額，她表示，法院在奧黛麗辣椒植物新品種侵權案件中做了探索，侵權行為人在糾紛發生前，曾與權利人達成和解，雙方約定了一個幾百萬的損害賠償金額，知識產權法庭做出二審判決，明確指出雙方在侵權損害賠償達成的協議，可以作為后續侵權糾紛中確定賠償數額的重要參考。

      目前，有些技術缺乏行業標準，比如說種子的親子關系認定，法院通過舉證責任的轉移制度為權利人提供有力保護。比如彩甜糯6號案件中，雜交種屬于基因型相同，法院依據育種規律，即如果雜交種屬于基因型相同，說明它的父母本是相同，判定由被訴侵權人來提供證據推翻上述事實，當被訴侵權人無法提供反證的情況下，認定存在侵權行為。

      來源丨南方農村報

      編輯丨農財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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