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市場被外企瓜分 九成中企無科研能力
作者:南方周末記者 呂明合 南方周末實習生 唐悅 余安琪

中國種業正如同圍棋里的黑子,只能依靠稻谷、小麥種子突圍而出,但面對強大的國外企業,黑子可出的棋已寥寥無幾。 (勾犇/圖)
“個別行業權威不把‘盜竊’兩個字當恥辱。”
“套牌正是中國種業脆弱機體上的毒瘤。”
“中國品種審定制度是壓抑創新,誰創新誰死亡。”
“創新是死在我們的管理體制之下,不創新是死在跨國公司的屠刀之下。”
育種材料靠“拿”,品種區域試驗靠“跑”,審定品種靠“送”,經銷種子靠“套”。
研發體系“小而散,各立山頭,單兵作戰”。
沒有能力做育種研究的種子公司“要么偷,要么模仿”。
A股上市公司、中國種業50強的大北農集團,正卷入一場“跨國竊種”的風波——風波的主角,是大北農董事長邵根伙的妻子,41歲的老板娘莫云。
2014年7月2日,這位身家接近百億的老板娘剛剛跨入美國國境,當天就在美國洛杉磯遭到拘捕,第二天旋遭起訴。她涉嫌的罪名,是“陰謀盜竊商業秘密罪”。
雖然5天之后大北農即發布公告澄清,莫云已于6年前離職。但在她被起訴當天,老板娘的敏感身份,依然讓大北農的股價跌了3.44%。
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的調查顯示,莫云涉案和她的哥哥莫海龍有關。2013年底,大北農國際業務主管莫海龍,就已因涉嫌“竊種”被美方拘押。
雖然大北農幾次澄清,但美方指控顯示,涉案公司正是大北農旗下北京金色農華種業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金色農華)。除了莫云、莫海龍,美方的法律文件還顯示,大北農副總裁、金色農華董事長李紹明和三名金色農華雇員亦因涉案遭到起訴。
不過,大北農沒有再度回應這一事實。7月14日,當南方周末記者聯系該公司時,得到的回答是,“一切以公告為準”。
雖然莫海龍等人均拒絕認罪,案件也還在審理中,但此時,業內早已是哀聲一片。“它暴露的是中國種業多年的危機和問題。”有評論稱。
竊種風波
FBI特工、在車上安裝GPS跟蹤裝置、電話竊聽……美方起訴書描述的狀況,幾乎具備了一部好萊塢大片應有的全部元素。而它們針對的,正是疑似來自大北農的盜種“間諜”。
南方周末記者查詢到了美方的法律文書。根據愛荷華州南區聯邦地方法院的起訴書指控,莫云參與了一項“歷時五年”的陰謀,挖取孟山都公司、杜邦公司旗下先鋒種業以及LG Seeds等公司開發的玉米種子,竊取玉米穗,并將其運回北京的金色農華。
7月2日遞交的起訴書寫道,莫云涉嫌與其他被告討論了收集哪些種子、可能購買農田,以及是否需要在美國有更多人幫助收集種子等事宜。
起訴書指控稱,莫海龍及其他涉嫌的同謀,2012年曾試圖把大約113公斤玉米種子,通過聯邦快遞發送到香港。偷來的玉米種子被藏在微波爐爆米花包裝盒和賽百味餐廳的餐巾紙里,然后打包,通過航班托運寄往北京。
這些種子可能涉及自交系種子。起訴書描述的細節稱,2011年9月6日,在愛荷華州波爾克縣,一片距離州際公里有幾英里遠的農田里,調查人員發現了莫海龍和同事李紹明等人的身影。他們幾乎是穿越了整個中西部來到此地。
這迅速引起了懷疑。一名FBI特工詢問了農田主人和種子的來源孟山都公司,孟山都公司的人向FBI指認,田里種的是孟山都公司的自交系種子試驗品。
經法院批準,FBI對莫海龍等人展開了一年左右時間的監控。FBI特工使用的手段,包括安裝GPS跟蹤裝置和音頻監聽設備。
監控的結果是,莫海龍于2013年12月在佛羅里達州的家中被捕,而包括李紹明在內的另5人,則遭到起訴。此前美國檢方稱,他們仍在尋找這5人的下落。
所謂自交系種子,是玉米植株的自授粉產物。企業或個人移栽偷來的自交系種子,并且最終利用新種子來與另一種自交系雜交,以培育出雜交品種。
美國聯邦檢察部門稱,一種自交系種子培育需要耗費五到八年的科研時間,成本可達3000萬到4000萬美元。
“在大北農玉米種子研發始終沒有進展的情況下,這難免讓人產生聯想。”熟悉大北農董事長邵根伙的一位匿名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大北農此前一直曾雄心勃勃進軍中國種業,但近幾年正遭遇研發常見的瓶頸。
為了在玉米育種方面有所作為,此前邵根伙曾挖來中國農業大學教授李紹明,負責旗下承擔種子研發任務的金色農華。
金色農華一度有過輝煌,公司自身研發的新品種農華101,具有增產高、綜合抗性好等優點。大北農2010年年報顯示,當年其玉米種業毛利率的提高,正是得益于該品種的推出。
但近年來,雖然研發費用連年增加,大北農卻再無新玉米品種。相反,由于受市場上種子供求失衡等影響,大北農的種子業務,在2013年卻出現了較大的下滑。財報顯示,這一年種子業務銷售額為4.4億元,比前一年下降了1/4,其中,此次風波涉及的玉米種子,下滑幅度更大:銷售收入1.38億元,比上年下降近半。
不過,對于竊種風波,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李國祥并不表示驚訝,“種質資源間的商業間諜行為其實十分普遍。美國人也在盜我們的種子。”
“他們(指美國)技術水平更高,偷的時候我們可能還不知道。”李國祥說,“畢竟種業本來就是一個高投入、高風險、高回報的產業。”
虛假繁榮,仿冒成風
在國內外種業界,竊種并非第一次發生。“類似的事情其實早就有,只不過沒有被公開報道。”東方艾格農業咨詢有限公司分析師馬文峰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中國也有被竊種的案件。雜交水稻國家重點實驗室首席科學家、創世紀種業有限公司水稻首席育種家鄧啟云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中國的水稻技術是國際領先的,所以針對水稻方面的偷竊,就是外國人偷中國人的。”以前就有國外的學員,趁參加國際培訓班之機,曾到中國田間偷過材料,被安全部門查獲。
“我們國內種業公司,相互之間的偷竊行為也非常普遍。”鄧啟云擔憂地說,“甚至個別農業行業有權威的人,都開玩笑(似的),不把‘盜竊’兩個字當成恥辱。”
親身遭受過竊種之害的鄧啟云對此感觸頗深,“往往你搞出一個很有創新的東西,要是在國外的話,你這個優勢可以保持5年、10年甚至15年,在國內,一旦出來,第二年就被別人盜竊了。”
對此,他哭笑不得:“中國如果不趕快制止這種盜竊之風,那會非常嚴厲地打擊科技人員的創新積極性。”
“套牌”是種業研發人員指控最多的盜竊。2010年農業部一項調查顯示,“現有種子企業30%存有無證經營或套牌種子的侵權違法行為”。
所謂套牌品種,是針對剛剛通過審定的品種或市場熱銷品種,采取偷梁換柱、張冠李戴的辦法,仿冒種子推入市場。套牌種子(即仿冒種子)成本低、盈利高,直接威脅著研發生產機構的生存。
業內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中國每年可能推出的種子新品種不下千種。“每個省審定的少則十幾個,多則三四十個。名字都變了,可是到地里一比,經常不超過兩個品種。”
每一年,中國都有新的申報雜交玉米品種,但真正具有創新成分的寥寥無幾。“自2001年以來,中國沒有研發出任何重要的雜交玉米種子。”《紐約時報》報道稱。
在中國農業科學院作物研究所研究員佟屏亞看來,這正是一種虛假繁榮。“套牌正是中國種業脆弱機體上的毒瘤,是種業發展面臨的一場生死劫難。”
農業部門的一項調查顯示:國內企業合法生產經營玉米種子“鄭單958”的只有5家,不合法的卻多達四十余家。市場銷售的玉米種子“先玉335”超過一半是仿冒,仿冒種子的生產、加工、包裝到銷售已形成了完整的產業鏈條。
以熱銷的“鄭單958”為例,一家擁有“鄭單958”產權的企業在某地區隨機采購54袋類958,竟然發現其中42袋為“套牌”。
又如新品種“吉祥1號”,2011年,它在西北地區的制種產量可以播種三四千萬畝,但這個品種卻只在河南、甘肅兩省通過審定。
全國著名玉米育種專家、甘肅省武威市農業科學研究院副院長萬廷文,正是玉米品種“吉祥1號”的主持研發者,他曾發現有62家種子公司對其套牌。
“我傷感透了,再不想說。”萬廷文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一聽到被套牌,他就氣不打一處來。“有些人不講良心,為了利益,臉都不要了。”
“業內有句話,扎扎實實做研發,種子收割不回來。”要求匿名的一位種業證券市場研究學者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在國家玉米產業技術體系首席科學家張世煌看來,這正是中國現行“農作物品種審定制度”的惡果,“應該徹底否定審定制度”。
佟屏亞對此有同樣的看法。在他看來,審定品種數量過多過濫,早就將“品種審定”異化為權力的腐敗。現行機制下,“審定”早已異化為收費,檢測名存實亡。
品種區試和審定鏈條上的潛規則已經是公開的秘密:育種材料靠“拿”,品種區試靠“跑”,審定品種靠“送”,經銷種子靠“套”。佟屏亞說,有關部門曾對玉米市場暗訪購樣,700個品種中有400多個品種疑似被套牌,占比例高達58%。
“中國的品種審定制度是壓抑創新,誰創新誰死亡,我們有這個創新悖論。誰創新誰死路一條,不創新也死路一條。”張世煌感慨說。
不同在于,“創新是死在我們的管理體制,不創新是死在跨國公司的屠刀下。”
前狼后虎,內外交困
“國以農為本,農以種為先”。作為“國家戰略性、基礎性的核心產業”,種業早被視為促進農業長期穩定發展、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根本。但現在,中國種業正陷入內外交困的危機。
數據顯示,2013年中國種業市場規模已突破750億元。國內主要的種業上市公司有敦煌種業、登海種業、豐樂種業、隆平高科等。但在國內種業市場中,本土企業市場份額僅占20%左右,其余80%的市場份額正被外資企業瓜分。
“國內無寡頭,國外有強手”。深圳證券交易所綜合研究所執行副所長闕紫康曾對中國種業現狀進行過研究。在2009年的研究中,他如此總結:“中國排名前10位的種子企業市場占有率合計不到15%,最大種子企業的種子銷售收入占總體市場的比例不到3%。”
以種子銷售收入為例,報告對中國業已上市的7家種業公司與孟山都進行了對比。7家公司2010年合計44.57億元人民幣,孟山都為76.11億美元(約480億元人民幣),7家公司加起來不到孟山都一家的十分之一。
更糟糕的是,由于育種理論和技術創新薄弱,種質資源創新不足。中國擁有的有效品種權只有美國的5.3%,日本的13.4%。
“創新取決于三件事,良好的愿望,訓練有素的人員和充足的經費。”一位要求匿名的證券研究人員說。
現實很不樂觀。“我們資源相當的分散。”張世煌說,“跨國公司在國內培育了一大批優秀的員工,包括育種者、中高層管理者。中國最優秀的育種者和管理者都不在本土企業和科研機構,也不在大學,而是在跨國公司。中國的企業根本沒實力去挖。”
這取決于經費問題。要求匿名的證券研究學者稱,在國外,大的跨國公司研發費用動輒以10億美元計,而中國最大的一家現在不到一億元人民幣。“前些年的數據還是六千萬。”
雖然從數字上看,2009年,我國有種子企業8700家左右——“8000條舢板綁在一起也不會成為航空母艦”。2010年農業部一項調查,“全國種子企業超過九成不具備科研能力。真正具有研發能力的企業不足百家。”
“創新主體主要集中在科研院所和高校,大多數種子企業沒有研發人員,品種研發在我國90%來自科研院所和高校,國外70%來自企業。”闕紫康的報告說。
中國的種業到底有多落后,從技術可見一斑。上述證券研究學者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育種機構大多采用傳統常規育種技術,研發體系長期處于“小而散,各立山頭,單兵作戰”狀態。
與國外種業發達國家集約度高的研發體系相比,我們還幾乎停留在手工作業的傳統常規育種手段,“一個人在‘種海’里一粒一粒地翻檢觀察選擇,從資源搜集到選系、配組合,育種者都是從頭干到尾”。
“一個是在沙里淘金,另一個則是在金礦里淘金。”闕紫康的報告稱。研發效率的差距下,結局已經注定,“國外種子公司一年推出幾十個新品,國內公司幾年才出一個。”
改變尤待時日
這正是中國一直想改變但是沒能改變的困境。李國祥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在國外成熟的公司實行的都是“育繁推一體化”,但在中國,科研集中在科研單位和院所,種子發育集中在種子公司,而推廣又主要在政府各級推廣中心。
“中國的育種的主體和模式有很大的問題。”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國際經貿學院副教授陳龍江說。他近年關注研究中國種業對外開放問題。
陳龍江說,美國、法國等種業強國,育種主要以種子企業為主體,而我國長期以來以科研院所作為育種的主體,種子企業育種能力薄弱。而科研院所多以科研項目形式開展育種,由于較少引入企業等市場主體的參與,科研人員對于種子市場的情況不夠了解,造成了育種研究與市場脫節的現象,一些研發的新品種難以進行市場推廣。
而沒有能力做育種研究的種子公司,則直接對科研單位育出來的品種進行套牌,“要么偷,要么模仿”。以此前業績下降的大北農為例,它公告稱,業績下滑亦跟遭到套牌有關。
這形成了惡性循環。“不少種子企業注重眼前利益,不想踏踏實實干。”陳龍江發現,不少種子新品種,只是簡單地做一些小改變。原創性的、具有突破性的新品種相對較少,依據現有品種修飾改良的品種較多。“不是原始的創新,就沒有核心的專利。”
中國政府對此亦心急如焚。此前,中央曾連續出臺多項文件,鼓勵種業企業間的兼并,也對科研機制進行了調整。
“農作物種業是國家戰略性、基礎性核心產業,是促進農業長期穩定發展、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根本。”2011年發布的《國務院關于加快推進現代農作物種業發展的意見》,曾如此強調種業的重要性。
“一粒種子可以改變世界。”親自出席會議的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回良玉更如此描述種業的重要性。
看起來,兼并已初見成效。2014年5月,農業部副部長余欣榮在一次新聞發布會上稱,經過兼并重組,中國種子企業總量由3年前的8700多家減少到目前的5200多家;注冊資本1億元以上企業106家,增幅近2倍;銷售額過億元企業119家,增幅30%;前50強種子企業銷售額已占全國30%以上。
也有人對此表示出不同的意見。“現在許多地方的兼并,并非市場的選擇,更多是行政的‘拉郎配’,它并不能造就一個航母級的企業。”一位研究人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中國種子協會蔬菜種子分會會長、壽光南澳綠亨農業有限公司董事長劉鐵斌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大企業要兼并重組、做大做強,要生產科研一體化,要給大企業減稅免稅。這實際上是制造了一個新的不公平。”
“審定綠色通道”同樣被視為不公平的產物。“這是干擾市場競爭。”劉鐵斌說,既然放開市場,就應該讓市場公平競爭,平等對待。
不過,重要的是,“不能再上下蒙蔽、互相欺騙了。”要求匿名的業內人士說,在他看來,莫云的悲劇,同樣是蒙蔽的結果:之前邵根伙的大舅子莫海龍已經被抓,“如果董事長知道事情的嚴重性,應該絕不會讓他老婆踏上美國的土地。”這名匿名人士感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