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科學回歸科學

　　1972年，為了推動生物技術研究，德國成立了國家生物技術實驗室。到上世紀80年代早期，德國的生物技術專利申請數量已經超過了美國。但當時，德國的反生物技術團體聲稱，生物技術會使納粹宣揚的種族選擇理論死灰復燃，這令德國的生物技術研究迅速陷入困境。1984年，德國議會委員會甚至專門撰寫了報告《基因技術的機遇與風險》以探討潛在的危害。

　　與德國不同，美國對新技術更為開放：在德國對轉基因技術畏首畏尾的時候，美國技術評估辦公室發表了一篇題為《商業生物技術》的報告，他們在考察生物技術的經濟前景之后，又詳細列舉了聯邦政府可以采取的各種舉措，他們希望能夠借此登上基因技術的制高點。

　　德國對待生物技術的態度，迫使生物醫藥公司開始尋找新的出路。到1990年，德國本來應該進入生物技術領域的投資，有75%都流向了國外，而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流入了美國。一位制藥公司高管的話也許頗能反映當時大家的心態，“如果把錢投在某種化學產品上，我們兩三年就能獲利；但如果投資生物技術，十年內都未必能賺錢。既然如此，我們為何還要把錢花在這種東西上？”

　　保守主義并不只屬于德國，整個歐洲都對新技術可能造成的負面后果較為警惕。這種思潮在轉基因技術上表現的尤為明顯，瘋牛病等事件使這種擔憂變得更加普遍和嚴重。調查表明：2/3的歐洲消費者認為轉基因食品會給社會帶來危險，只有1/3的人支持轉基因食品。目前，轉基因作物在歐盟農業中所占比例不到0.12%，且大部分種植在西班牙。在世界范圍內，歐盟種植轉基因作物的土地也只占到總額的0.08%。

　　但歐洲的有識之士已經逐漸意識到，食物不可能一直過剩而廉價，貿易政策和對轉基因作物的安全性質疑也無法永遠充當歐洲農業的馬其諾防線，歐洲遲早都要正面迎接來自其全球競爭對手的挑戰。而要贏得這場國際競爭，歐洲除了推進技術進步外再無任何選擇。

　　利用歐盟嚴格管制帶來的發展空間和時間，歐盟多個成員國開始在轉基因研究領域持續發力。20年來，歐盟國家農業轉基因研究單位增加了接近500個，一個完整的研究體系正在建立。歐盟執委會2009年出版的《轉基因作物與傳統有機農業共存之國家策略報告》中指出，至少有15個會員國立法采納了這一制度，這對保守的歐洲而言無疑是個長足的進步。

　　同時，歐盟也相繼放開了轉基因作物的種植，并允許在飼料中添加轉基因成分。對于一個糧食供給無憂而又保守主義思潮泛濫的土地而言，所有這些都不能不說是巨大的進步。

　　“自誕生以來，轉基因技術就一直處在上升之中，這股技術潮流不會逆轉也無法逆轉。”對于轉基因技術在中國的前景，黃大昉認為中國應該抓緊轉變思路，“中國與其他國家的國情極為不同。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地少人多的國情短期內無法改變。透過連年豐收的表象，我們可以看到中國農業面臨的挑戰依然巨大，除去依靠技術進步，中國農業沒有更好的出路。”

　　2008年，作為關系我國未來經濟社會和科學技術發展的重大科技專項“轉基因生物新品種培育”正式開始實施。兩年后，生物育種又被列為我國急需培育和發展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同年，中央一號文件中明確指出要“在科學評估、依法管理基礎上，推進轉基因新品種產業化”。在去年頒布的國家“十二五”發展規劃中也有明確要求：“加快農業生物育種創新和推廣應用，開發具有重要應用價值和自主知識產權的生物新品種，做大做強現代種業”。

　　“雞蛋，從外打破是食物，從內打破是生命。轉基因技術的研發和推廣也是如此，從外打破是不得不承受的壓力，是最終被迫無奈地接受，裹挾著被動向前；但是從內打破則是成長，是萬眾一心的智慧和力量之于生命力的展現。”在自己的博客中，羅云波這樣寫道，“用理性的眼光去信賴科學，用動態的包容去期待發現，就能讓科學幫助人類趨利避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