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中國棉花主產區棉鈴蟲災害爆發，對中國外貿至關重要的紡織業隨之陷入困境。國外轉基因抗蟲棉隨機乘虛而入：到1998年，中國棉花市場的95%已落入人手。發展國產轉基因抗蟲棉，隨后打破爭議被提上議事日程：1999年，我國成為第二個擁有自主知識產權轉基因抗蟲棉的國家。結果很快，中國不但保住了本土市場，還成功打進了國際市場。

　　“現在，除新疆少部分沒有蟲害的地方，中國絕大多數棉花都是轉基因產品。”在接收《環球科學》采訪時，中國農業科學院生物技術研究所研究員黃大昉說，“我國還有大概不足一萬畝的木瓜和少量的楊樹，為了抵御病蟲害也采用了轉基因種子，這也是現在我國僅有的三種實現了產業化的轉基因作物。”

　　與很多國家不同，中國對新事物的態度相當開放，中國的轉基因研究也曾得到政策層的鼎力支持。上世紀80年代，鄧小平甚至在啟動863計劃時就已經指出，“將來農業問題的出路，最終要由生物工程來解決，要靠尖端技術”。那時，轉基因技術在全球也不過剛剛起步。

　　自上而下的政策支持營造出的安靜氛圍，最終在2009年戛然而止。當年8月，農業部批準了轉基因抗蟲水稻“華恢1號”和“Bt汕優63”的生產安全證書，我國因此成為全世界最早批準生產轉基因主糧的國家。同年10月，“華恢1號”和“Bt汕優63”出現在《2009年第二批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證書批準清單》中，中國社會圍繞轉基因的種種爭論由此突然爆發并迅速上升至白熱化狀態。

　　無休止的爭吵，最終讓中國的轉基因研究變成了一個燙手的山芋。

　　對于轉基因技術的堅定反對者，中國似乎是“純潔基因”的最后一塊樂土。一旦全球的農業生產因為轉基因陷入困境，中國的農業生產系統將成為最終的救世主；即便轉基因產品最終被證實安全可靠，中國原汁原味的農業生產系統也是一道靚麗而獨特的風景。

　　對于轉基因技術的忠實擁護者，中國卻在扮演一個奇怪的角色。中國一直對新鮮事物保持開放心態，卻在可能影響未來的技術上畏首畏尾；中國擁有建立全產業鏈知識產權的良好基礎，卻在轉基因技術方興未艾時就落于下風；中國快速建立了300多個轉基因研究機構，聚集了數萬專業研究人員，但與轉基因相關的傳統產業卻可能正在變成一個短板：在今天的中國，僅國有種子公司就超過2700家，但這些公司卻沒能守住任何重要的種子市場。

　　更重要的是，在轉基因的控辯雙方激烈爭鋒的過程中，真相卻離公眾越來越遠，以至于監管竟變成了雙方共同的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