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管的窘境

　　不久前，美國又在轉基因技術領域取得了一項突破：現在，美國正在進行為期四個月的轉基因三文魚公示，一旦公示通過，轉基因三文魚將成為全球第一個轉基因動物食品。

　　其實，中國本可以將這個里程碑提前若干年。早在1985年，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以下簡稱“水生所”)就已經獲得了具有快速生長效應的轉基因黃河鯉魚。利用轉基因黃河鯉魚與非轉基因黃河鯉魚的對比研究，水生所還證實了同一物種的個體生長率越高，臨界游泳速度越低這一重要的進化學假說。

　　但這項實驗室中的發明沒能變成市場上的創新。“對轉基因進行仔細的科學論證當然有必要。如果某種生物有比較大的可能引發過敏等不適反應，利用這種生物的基因就應當格外小心甚至盡量避免。”憶起往事，羅云波仍認為，人們對于轉基因作物在很多時候都太過敏感了，“但一旦經過科學論證，轉基因作物其實相當安全。人類食用異源動植物的歷史與自身歷史一樣漫長，但我們從沒有因為吃了這些食物，那些異源基因就整合到我們的基因組中了。”

　　美國的監管政策因而被人們反復提及。在轉基因技術監管上，美國主張“可靠科學原則”，強調科學才是管制的基石——而非無端猜測和消費者的擔憂。因此，美國并沒有制定專門法律管制轉基因食品，只是將轉基因食品直接納入現有法律框架內，要求食品生產商確保食品安全。同時，美國也遠不如其他國家那樣認同所謂的消費者“知情權”，因而并沒有強制要求食品生產商在自己的產品上張貼轉基因標識。

　　美國被認為也有自己的底線，比如轉基因作物與非轉基因作物的隔離，這曾被視為轉基因作物具有潛在危險的證據之一。但在黃大昉看來，這是一項至今仍被廣泛曲解的政策，因為這項政策的初衷與所謂基因純潔毫無關系。

　　“設置隔離帶是為了使害蟲可能產生的抗性得以稀釋，這在農業上叫做庇護所策略。”黃大昉說，“但中國無需這種策略，因為中國大部分地區實行的種植制度與美國的主要種植制度存在明顯的差異。美國以大農場的規模化種植為主，中國以小農戶散種為主。在中國，植物本就是混合生長的，這是天然的庇護所。”

　　而出于一貫的保守主義思想，歐盟對轉基因產品的管理采取了過程管理模式。這種模式認為生物技術本身具有潛在危險性，只要與生物技術相關的活動都要進行安全性評價并接受嚴格管理，以過程為基礎、在風險分析中應用預防原則，進行單獨立法并實行統一管理。

　　“即便在歐洲，對轉基因食品的強制性標識使用的也是定量原則，只有轉基因成分達到5%，管制機構才會要求張貼標識。”黃大昉表示，“但中國實行的是定性原則，對轉基因成分零容忍。但因為檢測和監管成本極高，這樣的政策不但執行起來非常困難，還容易造成公眾誤解。”

　　不安和揣測其實一直在公眾中蔓延。有人主張，轉基因技術的研究和實驗應該與產業化的嘗試相分離。在轉基因的安全性得到徹底的科學論證之前，轉基因作物——至少是可食用轉基因作物的產業化嘗試應該放緩甚至禁止。哪怕為此等待幾代甚至幾十代人的時間也在所不惜，畢竟現在安全無法代表永久安全，而生命的安全永遠都是第一順位的選擇。

　　“現在安全無法證明幾十代之后仍然安全，這是一個絕對的偽命題。”對于反對方的苛求，羅云波認為這已經背離了技術的本意，“任何東西如果都要等幾十代人，人類將永遠無法依靠技術進步造福自身，技術問題只能依靠技術進步來解決。我們不發展，不能阻止世界發展。技術進步日新月異，我們現在亡羊補牢仍有希望，再猶豫徘徊就只能落后挨打了。”

　　生命科學具有扭轉乾坤的神奇魔力。在全球對農藥依賴日益嚴重，而人們又對農藥的副作用心懷恐懼時，轉基因為人們提供了一種解決問題的新方法。英國咨詢公司PGEconomics分析了1996到2010年間的數據后，得出結論：與轉基因作物相關的農藥使用量下降了9%。考慮到轉基因作物巨大且不斷增長的種植面積，這一降幅無疑已經堪稱一個巨大的成就。

　　但同時，人們對生命奧秘的畏懼之心，又讓生命科學似乎具有引發爭議的天然優勢。但在眺望未來時，我們會發現，畏懼不會帶來改變，裹足不前只會讓寶貴的機會白白流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