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在了田間
上個世紀70年代初,我國水稻科技工作者開始水稻雜種優勢利用研究,到70年代中期雜交水稻的研究成功,水稻產量在矮稈良種的基礎上又增長20%左右,水稻平均畝產量升至400公斤左右。
也就是這段時間,李開斌和他的岳父,前前后后引進國內外水稻品種上千份,進行水稻雜交育種試驗,但并沒有取得成功。
“云南海拔較高,氣候條件特殊,外來的品種來了之后并不適應這里的條件,所以要自己研發能夠適應當地氣候海拔的雜交稻。”就這樣,李開斌和他岳父,開始了掉在田間的生活。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李開斌和他的水稻研究團隊,每年頂多能獲得幾千元的項目資金。“資金少,意味著我們想要種三畝水稻做試驗,不得不改為只能種一畝。”
云南地區每年只能種植一季稻谷,為了能夠加快試驗進度,李開斌的團隊在農科所的院子里面,搭建了一個100多平米的溫室大棚。
1987年,剛從云南農業大學畢業的阮文忠抱著“每天穿著干凈的衣服,在實驗室里做試驗”的夢想來到農科所,首先讓他失望的便是這個沒有多大科技含量的溫室。
“沒有多大科技含量,屋頂是用透明的玻璃或者塑料薄膜搭成,窗子還是木質的。”阮文忠還記得,每當溫室里種上了稻谷,每天早上,太陽升起之前,要把窗子打開通風。每天下午太陽落山之后,還要將窗子關上,避免冷風吹進來秧苗凍死。“那時候,還沒有自動控溫設備,溫室內必須保持35攝氏度左右常溫,基本上靠李老師和鄧老師的經驗。”
這是一個需要具有長期經驗的活計,和阮文忠一樣,很多剛來的小伙剛開始都沒有“資格”進入溫室進行水稻雜交。
在配制雜交組合的時節,每天早上7點鐘前李開斌和他的岳父就要進入溫室。“秧苗每天11點左右開花,要趕在這之前,將每顆谷粒的穎殼剪去三分之一,將花苞里面的花粉抖掉,然后再用一個紙袋將花苞包住,防止串粉。等到下午1點到3點水稻花開了,再將父本的雄花花粉抖到母本的雌花上。”
溫度將近40攝氏度、濕度超過70%的溫室里,李開斌每年需要待一個月。如果其中一天去得晚了,這一天的試驗也就結束了;如果在授粉中,遇到了已經開苞的花粉,這株稻谷基本上也就喪失了試驗的意義;就算授粉期間,如果紙袋沒有包好,也可能面臨授粉失敗……
那時,電腦還沒有推廣,農科所內為數不多的手搖式計算機成了李開斌團隊中最高級的設備。很多材料都由手搖式計算機計算和打出來。
這一切的努力,使得“楚粳3號”問世。
1987年,“楚粳3號”被省農業廳審定合格,并且大面積推廣,這是“楚粳系列”第一個大面積種植的品種。
據常年從事“楚粳系列”推廣的楚雄州牟定縣農技推廣中心推廣員儲慶龍介紹,因為產量高,1992年,“楚粳3號”在牟定縣推廣面積和畝產均達到頂峰推廣3萬畝,每畝產量550公斤左右。此時,整個牟定縣水稻種植面積共為9萬畝,平均畝產400公斤左右。
困難的日子
“楚粳3號”的大面積推廣,并沒有徹底改變當地農民吃不飽的現實。據儲慶龍介紹,90年代中期,雖然有很多農民種植了“楚粳3號”,但是山區和半山區的農民仍會有吃不上米飯的日子。彼時,我國的水稻育種界提出以利用水稻亞種間雜種優勢為主的超級稻計劃。李開斌也跟上了這個步伐,只是他遇到了不少困難。
據阮文忠回憶,那時候政府劃撥的經費不足、溫室設備差,使得試驗的誤差很大,“楚粳系列”研發的速度很慢。農民開始由產量關注質量,使得“楚粳3號”推廣面積逐漸減少,也困擾著李開斌。
1997年,李開斌“一年做多次”的請求得到批準。在楚雄收了稻谷后,他帶上種子坐火車直奔海南,把租來的地用籬笆攔著做試驗,等那邊收獲完,又回楚雄播種。
“那時候各省的農業專家都匯聚在海南三亞,大都是利用海南特有的氣候條件進行多季節栽培,研究出超級稻是這群人共同的夢想。”阮文忠也曾與李開斌共赴海南,兩個人11月份去播種,等到3月份收割之后再回到楚雄,期間一直待在租住的房子里面。
人手大多數時間都很緊張,只得請當地的黎族,但黎族人要價很貴,使得經費變得再次緊張。而當地人喜歡放養家畜,稻田也常常被入侵,“損失有時候也很嚴重,很煩。”李開斌回憶說。
回到楚雄之后,李開斌開始播種。青龍橋試驗基地內,每塊田長度150米,插秧之前,必須得把田趕平,種出來的水稻長勢才穩,李開斌將這稱之為趕田。來回300米的路程,水稻栽培站共計6個人,每次趕田他都能得第一名。
1999年,剛畢業的徐家平加入到這個團隊,主要負責考種。“那時候一臺精密的質量測量儀需要數十萬元,只有省農科院才有。”沒有精密的儀器,徐家平和團隊的其他成員只能采用眼睛看、嘴嘗這種全憑經驗的方法選種。25畝試驗田里有100到120個組合,每個雜交組合有2500株,近30萬株的秧苗大部分都需要具有豐富經驗的李開斌去選。
“收獲之前,將指甲留好,等到收獲之后,指甲都翻開了。”據李開斌回憶,除了翻開的指甲,常年用右手扒開高達一米五的稻梗,使得右手也患上了關節炎。
李開斌有一根用竹子做成的“金箍棒”,長約一米五,每隔10厘米就有一個刻度。賦閑時,它躺在田埂上;繁忙時,它跟隨李開斌一起走進田間。“一來用作進田時做拐杖,二來可以把秧苗扒開,還可以測量秧苗的高度。”這樣的“金箍棒”李開斌已經用了3根,現在的這一根還是10年前做的,因為浸水嚴重,棍子的下半截已經爛了近10厘米,不過他并沒有馬上更換的意思,“用得順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