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興旺的“中關村方案”

　　鄧興旺回到國內后，中關村為他提供了多樣的發展可能。

　　首先是北京大學在2000年聘請他為長江特聘講座教授。能夠回到自己科學夢想的起點，鄧興旺不但把自己1998年組織起來的“北京大學植物分子生物學與發育遺傳學暑期免費講習班”從最初的40人聽課發展到2006年的800人大課的國內接觸前沿信息的主要渠道之一；而且他在北大和耶魯之間積極溝通，于2001年促成了耶魯在本土之外的第一個合作中心“北大－耶魯植物分子遺傳及農業生物技術聯合研究中心”的成立，使北大在相關領域的學術研究與人才培養一步就踏了國際快車道。

　　北大對鄧興旺的回歸也格外看中，2000年9月，在國家科技部、北京市科委、北京大學的共同倡導和支持下，由北京大學、中國科學院遺傳與發育生物學研究所、中國農業科學院生物技術研究所、北京市農林科學院等單位共同組建了北京未名凱拓農業生物技術有限公司，暨國家作物分子設計中心，特意把國際專家咨詢委員會主任的位置留給了鄧興旺，并任用他為首席科學家。國家分子作物設計中心，成了鄧興旺招賢納士，真正實現自己服務于農民理想的大舞臺。

　　在鄧興旺的力主之下，北京未名凱拓專門在中國雜交水稻的故鄉湖南成立了分子作物設計分中心，在袁隆平的超級雜交稻種子基礎上，進行分子育種和第三代雜交水稻育種技術的研發。袁隆平的兩系法雜交稻育種是繼三系法雜交水稻之后水稻遺傳育種上的又一重大科技創新，能簡化繁殖和制種程序，但采用的不育系的育性受到環境的溫度和光照變化影響，增加了制種風險，造成兩系雜交法難以推廣，因此培育不受環境影響且可自主繁殖的穩定不育系已經成為兩系雜交技術廣泛應用的技術瓶頸，是一項世界性難題。

鄧興旺（前數第五個）陪同袁隆平院士、許智宏院士參觀中心湖南水稻育種基地

　　世界難題自然有世界性的解決方法。2007年鄧興旺帶了一個美國學生到家鄉湖南沅陵考察中國農村、農業現狀。所到之處，河里沒了魚蝦，地力因為長期使用化肥而退化，環境也出現了不同程度的污染。鄧興旺敏感地意識到這是高產要求和生物技術水平之間的巨大落差造成的不可逆的結局，出路只有一條，盡一切可能真正提高中國生物育種技術的整體水平！他回到美國后，就寫了一本中國農業生物技術的歷史、現狀與發展的書，在國際學術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因著這本書，鄧興旺的視野擴展到了中國和世界的種子產業發展前沿，世界種業公司也知道了中國的鄧興旺。

　　當鄧興旺代表北京未名凱拓與美國海外先鋒公司（杜邦公司的子公司，全球最大的種業公司）談合作時，先鋒公司每年出2000萬研究經費，而中國人出人才，出核心技術的條件，先鋒公司最終接受了。中國人占了主導，這在先鋒公司的對外合作中是絕無僅有的，但他們相信鄧興旺的學術水準，更接受了鄧興旺一個很奇怪的邏輯：如果先鋒公司在中國沒有一個可以平等對話的對手，中國全面開放種子市場的時間表只可能無限期的延后。在國內種業公司對外資公司一片嚴防死守的緊張空氣中，寬容的中關村也接受了鄧興旺這種變被動為主動的引進外資的方法，對合作給予了大力支持。

　　支持很快見到了成效，鄧興旺成為湖南未名凱拓的董事長兼首席科學家，有充足資金和技術，并與本土原有技術完美結合，鄧興旺解決了常規雜交育種過程中資源利用率低、育種周期長等瓶頸問題。利用花粉致死基因使帶有外源育性基因的花粉致死，使雜交后代中不含轉基因元件，建立了穩定的、能自我繁殖的、恢保一體的新型不育雜交育種體系。“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指出，這樣的新型不育系兼具三系法的穩定性和兩系法配組靈活性的優點，比三系、二系又進了一步，并稱之為“第三代雜交育種技術”（G3育種技術）。新技術是種子領域的通用技術，可以準確地培養出高產、耐旱、抗蟲并可以自我繁育的后代，中國的農民有福了。

　　技術成熟后，北京馬上成立了新的創制中心，專門負責新技術的制種和大規模推廣工作，中國未來的糧食安全有了自主的，根本性的保障。從技術到資金到產業化，中關村沒有絲毫的拖泥帶水，鄧興旺的人生也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根深才有未來

　　鄧興旺今日的成就有賴于北大、耶魯對他的培養，更有賴于中關村、海內外華人科學界對他的信任與支持，從根本上講，他純粹的個人奮斗精神和對故土強烈的責任感是決定性的因素。

　　北大是鄧興旺的起點，1979年16歲的鄧興旺來到北大時，有七八位舍友，中青少皆有，身份更是五花八門，有來自各地的學生，有當過多年干部的地方官員，還有見多識廣的北京子弟。從他們身上，鄧興旺感到了一種更深層次的震撼。他覺得這些同學用短短的十幾二十年就走完了家鄉人一輩子甚至幾輩子都走不完的路，有著另一種完全不同的生活。但認真想來，人們在出生時都差不多，后天知識和經驗積累中的巨大差異才是城鄉差別的根源。如果這些判斷是正確的，那么大學對自己而言并不只是寧靜的讀書的地方，而是給了自己一個在知識和社會經驗上趕上舍友、趕上一個時代的機會。想到這里，鄧興旺長長地出了一口氣。

　　在后來的七年里，不管學習多么緊張，同學們總能見到鄧興旺的臉上掛著燦爛的笑容，一問才知道他總覺得學校的燈光對他有特別的優待，圖書館的燈光寧靜寬闊，實驗室的燈光可以亮到天明，把小時候用煤油燈時的擔心一掃而光。其它的快樂就更多了，且不說食堂的伙食口味尚佳，他的舍友幾乎每一個都很健談，也讓鄧興旺受益良多。每逢同學們爬山登高，鄧興旺更是主動替學友們背起行囊，然后又第一個爬上山頂，興奮地向大家招手。鄧興旺覺得那不是對自己體力的炫耀，那只是對家鄉漫漫山路的懷念。當然，最讓鄧興旺興奮的是學習的收獲。把課程以內的書讀完了，鄧興旺會順著自己的思路一氣兒讀下去，直到看到一個邊，而這個邊就成了他進一步思考的起點。讀研究生做實驗時，他更是不摸到前人的邊，沒有自己的想法就不罷休。這種做法讓他在功課與實驗中幾乎是無往不勝，惟獨在英語上有點吃力，好在他并不特別在意自己的發音，而是用大量的文獻閱讀與寫作來提高自己的英語應用能力。臨近研究生畢業，他更是毫不猶豫地把自己560分的TOFEL成績寄給了海外各大院校。同時他很看重自己的專業成績，在獎學金申請說明中對自己研究生階段的工作做了詳細的說明。

　　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錄取鄧興旺的理由很簡單，鄧興旺在研究生階段中做的工作很有創新精神，他們很感興趣。但伯克利也開出了一個附加條件，要求鄧興旺在到伯克利錄取之前要經過湯佩松先生的面試。湯佩松先生是中國植物生理學研究和教育的先驅者和奠基人，當時還在北大作名譽教授。對年僅22歲的鄧興旺而言，要通過這位自己老師的老師的老師級學者的面試，崇敬、興奮之情多于緊張。沒想到真正推開湯老先生的家門后，這一老一少就立刻進入了正題，這是鄧興旺有生以來進行的第一次英語對話。鄧興旺回答了湯先生所有的提問之后，湯老先生臉上流露出一絲難得的微笑。后來才聽湯老先生說起，原來鄧興旺所作的課題他也曾經研究過，很欣慰能看到鄧興旺在學術上的延伸與創見，不但讓鄧興旺通過了面試，還給了鄧興旺一些學術方法上的建議。出國前，鄧興旺在北大的導師梅鎮安已經為他墊付了報考TOFEL的26美元，在鄧興旺上飛機前，梅鎮安先生又在他的口袋放進50美元應急的錢。

　　鄧興旺回國以后，1999年就任北大校長許智宏先生熱烈地接待了他。許智宏是北大生物系1965年的畢業生，之后進入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期間曾赴英國做過研究工作，是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及中國科學院院士，前后兩位校領導對中國植物學和生物工程的發展趨勢了若指掌，對德才兼備的杰出學者更是求之若渴。不但支持鄧興旺建立北大－耶魯合作中心，還有意識地讓鄧興旺到北大未名系列的產業機構中去鍛煉，去發展，開啟了鄧興旺學術之外的另一扇人生大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