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5日，第二屆三亞國際種業科學家大會舉辦，并進行了首屆“種業科學家獎”頒獎，共有動物、園藝、水稻、小麥和其他五個領域等的19位專家、3個科研團隊獲獎。其中，來自江蘇的蓋鈞鎰院士、程順和院士分別摘得此殊榮。《科技周刊》記者聯系到了兩位院士及其團隊，對我國種業科技創新發展激發新活力，破解種源“卡脖子”難題等備受關注的話題進行了探討。

      助“大豆”戰斗，“育繁推”亟待一體化

      “我很高興能夠得到大家的肯定，能夠入選實際上是幾十年來我們集體共同努力的成果。”在談到此次獲獎時，蓋鈞鎰十分謙遜。

      “中國的種業不是單純為了利潤去在少數作物上競爭，而是要為18億畝耕地服務。”在過去的幾十年里，蓋鈞鎰帶領團隊以耕地為家，在大豆種質資源、育種、種質創新等方面做出了豐厚的研究成果。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在中國每一畝土地上面都用上優良大豆種子。

      自1995年開始，作為大豆原產國，我國種植面積和單產遠低于世界發達國家，已從大豆凈出口國變為了世界大豆最大進口國。2021年，世界大豆總產量3.66億噸，而中國僅為0.186億噸，遠遠無法滿足1.1億噸的年需求量。

      面對大豆在國家糧食安全中的重要地位，中國尋求大豆“逆襲”之路已是迫在眉睫。蓋鈞鎰透露，“當前我國已有部分高產品種，一些品種區域測試已達到每畝400斤，2020年團隊在新疆測試的高產示范品種畝產可以達到907.08斤，但目前中國的大豆實際生產尚未實現西方每畝400到450斤的水平。”

      對于全國大豆的生產數目，蓋鈞鎰心里有一筆清清楚楚的“賬單”：全國應有2500萬噸優質大豆生產(1.5億畝，166.7kg/畝），其中1500萬噸用于豆漿、豆腐制品生產，500萬噸用于蛋白質生產，300萬噸用于鮮食、豆芽和發酵類產品生產，200萬噸用于工業品生產和國際調濟。

      記者與蓋鈞鎰院士交流時，他頻繁提到“‘育繁推’一體化”，他認為，光靠等待大型種子公司的成立來推進“一體化”的速度太慢，種業是作物生產的基礎，要確立育繁推一體化體系，保障全苗、壯苗，實現品種潛力增長，“我們建議兩條腿走路，一邊推動大型種業公司，一邊要完善‘育繁推’一體化的系列環境。”

      “江蘇種業創新基礎較好，科研創新實力領先，但是產業化影響力還不夠，種子企業綜合實力不強，缺乏龍頭型種業公司。”此次代表蓋鈞鎰院士到三亞領獎，南京農業大學副校長丁艷峰坦言：“目前浙江、河南、湖北、湖南等各省市，都在搭建一批種業創新的大型平臺，以期解決種業重大科學問題，攻克種業關鍵核心技術，培育突破性新品種。”

      中國種業發展要實現彎道超車，還需要打通上下游育種資源聯合發展。蓋鈞鎰高瞻遠矚地提出，種業公司應該與育種工作者結合起來“打團戰”，從育種到繁殖、推廣實現一體化。“實際上各個種業公司都已經找到了育種單位上下游結合，當然現在還處于初級階段，各個環節需要連接得更緊密。”

      補種業短板，打造產教融合創新區

      “黨中央、國務院提出關于‘解決好種子問題’相關決策部署后，種業振興行動在全國各省市全面展開。”丁艷峰感受到，隨著種業創新投入力度的持續增大，科學家們對未來非常期待，滿懷激情和干勁。

      如何將新技術又快又高效地應用于種業創新，蓋鈞鎰認為，除了通過采用生物育種技術改良品種，還要將種質資源的優勢充分利用起來。但從目前情況來看，雖然中國有數以萬計的種質資源，但利用程度還不夠。“我們近百年來育成了2300多個品種，但只用到了1793份種質資源，其中核心部分只用到179份，大量的基因還沒有發掘利用。”

      “如果能夠把生物技術與現有的歷史資源結合起來，就有超越的可能。”在蓋鈞鎰看來，目前加快腳步還不算晚，不僅要把資源中的優良基因挖掘出來，還要獲得新技術的加持。通過生物技術育種、分子育種、設計育種、精準育種、大數據智慧育種等，把優良基因聚合到品種中。

      今年86歲的蓋鈞鎰仍然俯首在田間地頭為中國大豆育好苗，深耕大豆技術60余載，他幾乎走遍了全國每一片生長大豆的土地。2021年，蓋鈞鎰團隊首次在三亞進行大豆種質熱帶適應性鑒定和品種試種，在三亞崖州壩頭基地對1356份大豆種質資源進行適應性鑒定，并遴選新近育成的大豆品種進行品種比較試驗，其中4份大豆品種畝產超過500斤，遠超國內平均畝產270斤的水平。2022年，團隊又在三亞鑒定近1000份的種質資源，更多優異種質種植的大豆有望破土而生。

      科技創新離不開人才活水的輸入。南京農業大學依托國家級的大豆育種產教融合平臺，與鐘山實驗室和國內其他單位融合、聯動，為我國的大豆產業健康穩定發展貢獻南京農業大學智慧和南京農業大學力量。去年底，南京農業大學正式獲批了“國家大豆生物育種產教融合創新平臺”。丁艷峰告訴記者，關于種業的國家級產教融合創新平臺，全國有三個，除了大豆，還有生豬、玉米等領域，分別由中國農業大學、華中農業大學負責，“大豆、生豬、玉米，是我國種質資源與國際存在一定差距的領域，未來將為我國開展大豆育種領域人才培養、學科建設、技術攻關等方面提供產教融合創新示范，推動我國大豆產業轉型升級和高質量發展。”

      長期以來，南京農業大學一批批科研人員和學子來到海南開啟育種探索之旅，在海南的泥土中烙下深深印記。成立于2021年的南京農業大學三亞研究院，圍繞國家種業創新和海南地方發展需求，在海南培養高層次種業人才，組織學校科研團隊到海南開展一系列育種創新工作，并全面參與崖州灣種子實驗室、動植物種質資源中轉基地建設。

      遺傳育種打造中國人更結實的“飯碗”

      2022年夏收進入尾聲時，江蘇里下河農科所傳來捷報，該所培育的“揚麥”系列小麥全面豐收，其中，“揚麥39”畝產達788.9公斤，刷新了長江中下游地區的小麥高產紀錄。而“揚麥39”就是本次獎項獲得者，程順和院士課題組研究的成果，該品種產量品質抗性全面協調升級。

      “在農業領域，能否在自己手中出成果并不重要，通過一代代人的接力，端牢‘中國飯碗’、保障糧食安全最重要。”這是程順和一直銘記的話。今年84歲的程順和從事小麥遺傳育種研究50余年，參與育成揚麥3號、揚麥4號，主持育成揚麥5 號、揚麥158、揚麥9號至揚麥26、揚糯麥1號等一代又一代優質良種，為我國的小麥育種事業作出了突出貢獻。

      為了能牢牢端穩中國人的飯碗，近期，程順和課題組正在持續開展優質、高產、抗赤霉病協同改良研究，發掘和創制優異弱筋、中強筋小麥新種質。同時，弱筋小麥品質評價核心指標、親本配組原則等研究也在加快進行，創建了高效的弱筋小麥育種技術體系。

      “下一步，我們將按照既定目標，扎實推進各項研究和遺傳改良工作，逐步實現優質高產、優質中強筋和優質弱筋抗病新種源的新突破，全面提升我國小麥優質化率。”省農科院江蘇里下河地區農科所小麥研究室負責人高德榮研究員說。

      在遺傳育種研究中，將產業問題轉化為科學問題去研究是科技工作者需要面對的難題。而程順和也在言傳身教中傳遞了自己的理念與執著。課題組經常深入生產一線，形成對產業具體、深刻、直觀的認識。并與育種企業形成良好的產學研模式，敏銳地發現產業發展中的卡脖子問題，辨別出環節的制約因素，從而對癥下藥。對于科研原始創新范疇的問題，科學分析和研判，找準突破口，集中力量開展科學攻關。

      赤霉病被稱為小麥的“癌癥”,在眾多小麥病害中危害最為嚴重。程順和院士曾提出抗赤霉病育種的路線，其重點在于充分利用品種間的超親遺傳，并基于表型選擇選育出抗赤性與豐產性同步得到提高的品種。在長期育種實踐的基礎上，江蘇里下河地區農科所獲得了一批抗赤霉病的高代品系。在育成我國首個抗赤霉病同時高抗白粉病的揚麥33后，程順和團隊正聚焦揚麥品種的赤霉病本底抗性及其遺傳基礎的解析，以期為抗赤霉病育種提供新的理論、材料和方法。通過不斷地實驗，全國小麥主栽品種及其衍生系的抗赤霉病基因組成被基本明確，并建立了完善的抗赤霉病精準評價技術體系，突破了赤霉病抗性鑒定結果可靠性差、鑒定周期長的技術瓶頸。

      “‘吃飽，吃好，吃得健康’是遺傳育種發展的終極目標。”高德榮告訴記者，在高產更高產的基礎上改良品質，進一步培育出符合不同人群需求的優質專用小麥。并通過傳統育種技術和新興技術的融合，作物新品種產量、品質和抗性得以協同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