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生等農作物種植戶大多是些老年人，缺乏專業知識，一心想著發財的何俊健就是瞄準這一“商機”，生產假農藥賺上了一筆，卻嚴重坑害了數百戶農民。
一些農村地區，由于青壯年勞動力大量外出，從事糧食生產的多為留守老人，于是有些不法分子就利用留守老人文化程度不高、維權意識不強等弱點，采取冒名頂替、異地加工生產、電視網上宣傳等手段，把假冒偽劣農藥吹噓成能有效預防根腐病、莖枯病、青枯病，提高花生抗旱耐澇能力和產量的“特效藥”予以銷售，結果導致河南南陽的大批留守老人購買并施用這種“特效藥”（假冒農藥），造成大面積花生燜種、爛種等絕收現象的發生。
近日，河南省南陽市宛城區檢察院以涉嫌生產、銷售假冒農藥犯罪對這起坑農害農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何俊健提起公訴。
花生用完“特效藥”絕收了
2017年4月，作為全國13個花生種植面積超過10萬公頃主產區之一的河南南陽，一片春耕播種、忙忙碌碌的景象。但是，家住南陽市宛城區高廟鄉的劉老漢卻怎么也高興不起來，由于遭遇了“根腐病”的侵襲，他家一個月前種下的20多畝花生不僅沒見花生苗破土發芽，甚至出現大面積的燜種、爛種的現象。
在痛心疾首的劉老漢心中，出現了一個巨大的問號：盡管受不良天氣影響，容易誘發花生“根腐病”，可是自己畢竟很早就從正規農藥經銷部購買了專門防治這種病蟲害的“特效藥”農藥，也按照上面的說明，及時、按量進行拌種施藥的，可不知為啥，這農藥并沒有產生什么效果。
劉老漢來到鄰村花生種植大戶花宋某家的地頭了解情況。“以前我們經常在經銷商吳居川那里買種子、農藥、化肥等農資，也沒有出現什么問題，感覺不是花生種子有問題，可能是拌種劑的問題。”宋某在花生種不出芽之后，也開始懷疑吳居川的花生拌種劑有些“不對勁”。
帶著這些疑問，劉老漢和宋某來到高廟鄉綠園農業種植合作社經銷商吳居川處討個說法。吳居川便聯系生產廠家、詢問緣由，對方卻以種種理由沒有解決。經過商量，他們把這一情況反映給高廟鄉政府，想讓農業主管部門出面給予解決。
針對劉老漢等農戶反映的情況，高廟鄉政府工作人員認為案情重大，遂向高廟鄉領導做了匯報。“這可是我們鄉農民一季子的收成，要是被耽誤了，老百姓夏季靠什么收入，那損失可不小啊。”高廟鄉感到事件嚴重，及時邀請了宛城區農業局農技局技術專家，組成調查組開展調查工作。專家組在劉老漢等種植戶的引導下，來到生病的花生地，刨開一壟花生，只見花生已經霉爛，也并沒有出芽。于是技術人員將霉爛的花生和土壤樣品裝入檢測袋中帶回檢測。
經檢測，花生種沒有問題，便懷疑是拌種劑這種“特效藥”存在貓膩。由于技術受限，他們便找到銷售花生拌種劑的該鄉綠園農業種植合作社經銷商吳居川，對其銷售的拌種劑收取樣品后，送往河南省某化工產品質量監督檢驗中心進行技術檢測。
結論為，這種拌種劑農藥全都是假劣農藥。專家介紹說：“土壤施入該拌種劑后，造成了氮、磷、鉀比例嚴重失衡，酸堿度偏高，不利于花生等農作物生長，伴有大面積的燜種、爛種現象，同時還將造成土壤板結并含有有害物質而影響下一季作物的種植、生成等。”
千里追查生產地
大量生產殺蟲劑、葉面肥、除草劑
案發后，高廟鄉政府及時將案件移交給宛城區公安機關。鑒于此案案情復雜、性質惡劣、社會影響面廣，公安機關又將這一情況通報到宛城區檢察院，檢察機關提前介入，并聯合宛城區公安、農業等政府部門對轄區及社旗縣鄰近的兩個鄉鎮受損情況進行全面核查查明，宛城區、社旗縣等四個鄉鎮共有4400畝花生因“藥”絕收，造成直接經濟損失達400多萬元。
辦案人員對犯罪嫌疑人吳居川立案偵查。不久，吳居川被公安機關抓獲歸案。漸漸地，一家制造、銷售假冒偽劣農藥的生產銷售公司浮出水面。
為了防止打草驚蛇，辦案人員認真分析藥品生產、銷售渠道和特點規律，沿著吳居川提供的秘密線索，化裝成經銷商，以實地考察為名，千里奔波于鄭州、周口、武威、南陽之間，基本上掌握了犯罪嫌疑人何俊健從事生產、制售假農藥的犯罪事實：
何俊健是鄭州市人，之前曾在豫東地區扶溝縣棉麻公司賣農藥，干了十年左右。2011年2月，何俊健在鄭州成立鄭州互惠農業科技有限公司（簡稱鄭州“互惠”公司），自己擔任該公司法人代表，公司地址設在鄭州市楊金路中段嘉陽科技廣場5號樓，并申請辦理了營業執照，確定公司經營范圍：農資、農藥、農產品。
經調查發現，何俊健公司注冊的有“互惠”和“六方”兩個農資商標，均由其妻子王某某注冊。其公司賣出去的農資大部分都是以這兩個商標賣出去的，而銷售的農藥一部分是由鄭州“互惠”公司自己生產的，另一部分卻是進別的廠家的貨。何俊健采取“借雞下蛋”的不法手段，利用周口高科技化工有限公司的農藥生產資質（掛靠在該公司名下），并在該公司的廠子里租了一個生產廠房，大量生產“殺蟲劑”“葉面肥”“除草劑”三類農藥。
經反復比對，辦案人員意外發現：宛城區、社旗縣大多數種植農戶使用的問題農藥商標的生產廠家卻是“甘肅武威春暉作物科技有限公司”（下稱武威春暉公司）。
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是不是有人冒用這家公司的商標？
辦案人員馬不停蹄，急忙從周口趕到甘肅武威的“春暉公司”，核查了解到該公司確實生產的有該種農藥，但這種拌種劑主要是在玉米除蟲時使用的，與何俊健生產的花生拌種劑有截然不同的差距：前者對玉米拌種無害，后者對花生拌種的生成環境有害。
“這肯定是套用我們公司的商標，冒用別的生產廠家，制售假冒偽劣農藥，其危害性很大，建議追查，還我們一個清白！”武威春暉公司負責人說。辦案人員敏銳地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于是，電話請示院領導，決定前往鄭州對犯罪嫌疑人何俊健實施抓捕。
2017年7月6日，辦案人員將逃至北京的何俊健抓獲到案。審訊之初，何俊健一直避重就輕，不認賬。
貍貓換太子
登記時玉米，改成花生種子包衣劑
隨著審查工作的扎實推進，何俊健難抵金錢誘惑、追求“致富捷徑”而采用“貍貓換太子”的調包術、生產假藥坑害數百名留守老人的惡劣行跡很快被偵查機關勾勒出來。
近年來，市場上的農藥拌種劑銷售很是火爆，由于何俊健自己開設的“互惠”公司只有做農藥農資經營的資格，沒有農藥生產的資質，于是他便想到冒用別的公司名字制售拌種劑的辦法。
何俊健供述說：“原來農藥的登記作物是玉米，但我換了個名字，并且產品標簽上標明是花生種子包衣劑。另外，我還把登記證用在花生上，是因為在農藥這一行，超出登記證范圍也是普遍現象，我也沒在意這個事，只要能給買方提供出農藥生產許可證就行了。”
于是，何俊健就給廠家提供“吡蟲啉”和“福美雙”這兩種原藥，讓廠家參照“武威春暉公司”農藥登記的配方比例來調配生產，還提供箱子、瓶子、標簽等包裝材料，標簽上印制“六方”商標，因為是冒用正規廠家的農藥登記證，武威春暉公司登記的該種農藥里面含有烯唑醇，所以為了和登記證上的一致，何俊健就在標簽上將生產廠家印制成“甘肅武威春暉作物科技有限公司”，一整套工作完成后，便開始投入生產。
為了取得銷售商和群眾的信賴，何俊健利用低價或給予銷售商“回扣”、“返利”的辦法，掛靠周口某化工有限公司在電視和相關網絡上宣傳自己的花生拌種劑的作用與功效，進一步提高了該產品的誠信度和受眾率。
據了解，自2017年3月以來，犯罪嫌疑人何俊健以每箱180元（每瓶9元）的價格先后四次向南陽宛城區經銷商吳居川處銷售了花生拌種劑共計248箱（每箱20瓶，一瓶拌一畝），共計4.464萬元。
經營化肥、種子、農藥生意十幾年
專騙“留守老人”
吳居川只有初中文化，經人介紹走上經銷農資之路，經過幾年打拼后，辦起了宛城區綠園農業種植合作社。2016年，吳居川在網上搜了搜“花生包衣劑”，看哪種產品賣得好。后來在網上做了詳細的了解和比較，感覺周口太康一家公司（實際是周口高科技化工有限公司）生產的“包巧牌”拌種劑不錯，吳就和廠家取得聯系，得知一個叫何俊健的公司經理負責南陽這個片區的銷售。
于是，吳居川便從何俊健那里進了有四五十箱花生拌種劑后，以每瓶20元的價格，賣給種植戶們，由于這些種植戶絕大多數為留守老人，文化程度低，加之吳居川從事化肥、種子、農藥等產品生意多年了，口碑也不錯，賣得不錯，也賺了不少錢。
今年4月至6月期間，吳居川分三次從何俊健那里購得花生拌種劑。在其經營的高廟鄉綠園農業種植合作社里，辦案人員找到了何俊健曾向吳居川提供的周口高科技化工有限公司的營業執照、生產許可證、農藥登記證等證件復印件，以及武威春暉公司的營業執照、生產許可證、農藥登記證等證件復印件。
辦案人員訊問吳居川：“根據《農藥管理條例》的規定，農藥經營單位購進農藥需要將農藥產品與產品標簽或者說明書、產品合格證核對無誤并且質量檢驗，這些常識，你應該不陌生吧？”
吳居川有些后悔地說：“我從事經營化肥、種子、農藥生意有十幾年了，去年還在洛陽參加過農科院組織的培訓，農藥經營單位購進農藥需要注意的事項都懂得，都學習過。我一是想著現在農藥查得很嚴，而且去年還賣過，沒有出現問題，并且何俊健給我提供的相關各種執照，想著沒有事，所以沒有認真核對；二是我從網上意外地發現有些地區經常發生花生根腐病、莖枯病、青枯病等，由于市場上缺乏對應的防治藥物，當地老農民對類似農藥的需求很迫切。沒想到，竟會釀成這么大的過錯。”
經辦案人員進一步核實，吳居川（另案處理）在明知未辨明該藥品真偽的情況下，仍以每瓶20元的價格向高廟鄉、紅泥灣鎮、社旗縣晉莊鎮、大馮營鄉四地留守在家的種植戶銷售花生拌種劑，累計銷售221箱，銷售總數額為8.84萬元。高廟鄉等地種植戶在使用了該拌種劑后，播種的花生出現了大量的爛芽、燜種現象。經南陽市農藥監督檢驗站鑒定，該拌種劑是造成花生爛芽、燜種、不出苗的主要原因。后經物價部門初步鑒定，高廟鄉等地914戶花生種植戶的經濟損失為數百萬元。
文章轉自方圓法治網，內容有刪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