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 圖(tu)片(pian)來(lai)源：南方周末，張(zhang)杰／圖(tu)）

     本文摘自《南方周末》2007年05月24日第1215期，作者：向郢，原題為《袁隆平：像野稻一樣自在》

     上周有一個重要的記者見面會，袁隆平的秘書給他精心準備了一個講話稿，一個很美好的比喻，“人就像一顆種子一樣”。

     沒想到，等到講話時，他把講稿攤開(kai)，又反面壓了(le)，放到了(le)一邊，然(ran)后(hou)，摳了(le)摳腦袋，說，“這樣鄭重其事地(di)夸獎我，我覺得一點都不自在。”

     其實(shi)，秘書一(yi)點都沒(mei)有說錯，只(zhi)不過，這顆種子實(shi)在不一(yi)樣。

     “掉”在了湖南(nan)農(nong)村

     在19歲以前，袁隆平一直跟隨父母輾轉漂流。從北平到天津、江西贛州、德安、湖北漢口，1937年戰亂爆發，一家人又逃難到了重慶，然后漢口，然后南京。

     1949年8月，19歲(sui)的袁隆平高中畢業，他決定(ding)離開南(nan)京(jing)，回(hui)重慶去(qu)讀農學院。

     學農的原(yuan)因很簡單。還在(zai)讀一年級時，老師曾帶他們(men)參(can)觀了漢口(kou)郊外一個私人園藝(yi)場。都好多年了，他始終惦(dian)記著，“里面(mian)的桃子(zi)紅(hong)紅(hong)的，葡萄一串串的，花也開得特別(bie)好。”

     而重慶8年，有(you)他最優哉游哉的少年。每每有(you)空襲警報拉響，學(xue)校一散，他就(jiu)跑(pao)到嘉陵江去游泳。“家里5個(ge)兄弟姐(jie)妹，父親(qin)喜歡(huan)老(lao)大(da)，母親(qin)喜歡(huan)老(lao)幺，成績最好是老(lao)四，我這個(ge)老(lao)二就(jiu)落在(zai)了空檔里。”

     到(dao)了西南農學院，他(ta)更(geng)是過(guo)得(de)自在，期間只有一(yi)次(ci)輝煌：救(jiu)過(guo)一(yi)個人。他(ta)編的考分(fen)歌謠在班上流(liu)傳：“三(san)分(fen)好(hao)，三(san)分(fen)好(hao)；不貪黑(hei)，不起早(zao)；不留級，不補考。”

     1953年8月畢業，全班同學都被分到了全國各地，最遠的是到新疆去研究哈密瓜。袁隆平到湖南省農業廳報到后，就坐著燒木炭的汽車一路顛簸，到了(le)離黔(qian)陽(yang)縣(xian)城安江(jiang)鎮4公里外的安江(jiang)農(nong)校。

     這一呆，就是16年。

     這個從大城市來的年輕老師上的課讓學生喜歡。“他上課上得好，下課還跟學生玩，”當年的學生回憶說，“他不講究那么多，黑板寫滿了，他把手一縮，抓起袖子就擦。”

     哪個理論有道理

     1958年，按照大學所(suo)學的(de)蘇聯專家的(de)無性雜交和環境影響(xiang)理(li)論，他用月光花嫁接紅(hong)薯，結果(guo)，最大一(yi)兜“紅(hong)薯王(wang)”有27斤重(zhong)。

     袁(yuan)隆平因此(ci)出席了(le)1960年在湖南武岡縣召開的全國農民育(yu)種家(jia)現場會。

     就在這一年，在各地爭相放出“馬鈴薯畝產8000公斤”、“水稻單季畝產1500公斤”等等“衛星”后，人們開始過“糧食關”。學校老師供應的(de)定量減少很多，周邊農民開始吃草(cao)根、樹葉和“觀(guan)音土”。在小(xiao)小(xiao)的(de)安江鎮上(shang)，袁隆平親眼看到(dao)倒伏在街邊的(de)兩具枯瘦(shou)的(de)尸(shi)體。

     家庭成(cheng)分本來不好(hao)的袁隆平很少參加學校(xiao)的政(zheng)治學習，能(neng)躲(duo)就躲(duo)，被視為“走白專(zhuan)道路(lu)”的典型。

     有(you)次去農(nong)村上夜校，他講(jiang)紅薯(shu)高產(chan)，聽的人少，別的老師講(jiang)水稻高產(chan)，屋子里(li)面擠(ji)滿了人。農(nong)民(min)跟他說，“紅薯(shu)是雜(za)糧，是稻米的搭頭，吃了不經餓，‘以糧為(wei)綱(gang)’，是要大米。”

     他后來私下跟一(yi)個要(yao)好的(de)老(lao)師說，“沒有吃(chi)的(de)太(tai)痛苦了，我是學農的(de)，要(yao)多搞點科研，等紅薯(shu)嫁接成功了，就搞水稻高產。”

     不幸(xing)的(de)是，他的(de)“月光花紅(hong)(hong)薯(shu)(shu)”試驗很短命。第二年，種子長出來，紅(hong)(hong)薯(shu)(shu)又變小了(le)。

     1962年(nian)，他在學(xue)校圖書館的《參考消息》上看到一(yi)則消息：英美的兩個遺傳(chuan)(chuan)學(xue)家克(ke)(ke)里(li)克(ke)(ke)和(he)沃(wo)克(ke)(ke)，根據孟德爾、摩爾根的學(xue)說，研(yan)究出了遺傳(chuan)(chuan)物質的分子結構模型，獲得(de)了諾貝爾獎。

     “人家英美都分子水平(ping)了(le)，我(wo)(wo)們還在這里學蘇聯，打轉(zhuan)轉(zhuan)，”袁隆平(ping)后來跟他的學生們提起這事，就愛說，“幸虧我(wo)(wo)猛(meng)醒得(de)早，沒拴(shuan)死在一棵樹上。”

     這年暑假(jia)，他自費趕到北京，去中(zhong)國(guo)(guo)農科院，找(zhao)大(da)學時候的(de)老師(shi)、遺傳學專(zhuan)家楊國(guo)(guo)榮。楊老師(shi)悄悄告(gao)訴他一(yi)些國(guo)(guo)外研(yan)究的(de)情況。

     他的英文功底一直就好——母親曾是教會學校的高中生，他也在教會學校漢口博學中學直接上過外籍老師一年半的課。呆在農科院的圖書館里，他看了一大堆外文資料和學報。才知道，美國、墨西哥等國家的雜交高粱、雜交玉米已經開始生產，只有水(shui)稻的雜交(jiao)技術還沒(mei)有突破。

     他決定(ding)放(fang)下“月光花紅薯”，專攻水稻雜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