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記者 焦建

　　種種跡象表明，2011年中國種業改革將會有一系列大動作。從去年到今年的全國“兩會”，維護中國的種業安全與糧食安全，一直是許多代表、委員關注的焦點問題之一。

　　從立法看，已頒行十年的《種子法》正進行修訂。2月22日，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并通過了《關于加快推進現代農業作物種業發展的意見》（下稱《意見》），將種子產業定位為國家戰略性、基礎性核心產業，研究部署加快推進現代農作物種業發展，并制定了2020年目標。

　　參與《意見》起草工作的北京市農林科學院蔬菜研究中心主任許勇告訴《財經》記者：“此次《意見》已經醞釀了幾年，它更多地屬于中央層面的綱領性文件，更加細化的配套政策有望在今年內陸續出臺。”

　　據悉，細則的主要內容可能包括重點扶持全國50家綜合性育繁推一體化的大型企業，以及對于外資種子行業進一步加強規范。

　　被業內人士視做代表未來十年中國種子行業方向性政策的《意見》，其目的在于快速提高我國種業的創新能力、企業競爭能力，以確保我國糧食安全問題。

　　此外，包括農業部正在修訂中的《主要農作物品種審定辦法》，以及已經完成并公開征求意見的《農作物種子生產經營許可證管理辦法》修訂稿，均被看做是配合此次種業改革的“組合拳”。

　　在業界看來，這是關系到國家糧食安全問題源頭的種子產業，在最近十年來最受關注的一次。

　　“洋種子”兇猛

　　“為什么要選擇外國種子？外國種子產量高、質量好、抗倒伏。之前也種過國產的‘茄王’品種，但是品種已經老化，太粗太壯，客戶不認，也就不種了。”山東壽光紀臺鎮紀東村村民常洪建這樣向《財經》記者解釋道。

　　作為“中國蔬菜之鄉”的壽光及周邊地區，因為近十幾年來種植冬季蔬菜溫室大棚而遠近聞名。據統計，該地區蔬菜種植面積約為84萬畝，年產蔬菜40億公斤，是中國重要的反季節蔬菜供應地之一。

　　和壽光各個村鎮的絕大多數村民一樣，常洪建家中也以種植蔬菜大棚作為家庭主要的收入來源。他家一共種植著五個大棚：其中兩個溫室大棚種著長茄子、兩個種著南瓜，還有一個工棚，培育茄子秧苗。

　　截至目前，壽光的蔬菜種業已經經歷了三個階段：上世紀90年代以前，菜農自留種子；上世紀90年代初期，選購國內科研單位種子；上世紀90年代后期，由于國內種子企業、科研院所生產不出高檔種子，大多數的村民開始選擇國外蔬菜種子進行種植。

　　自20世紀90年代初期，孟山都，杜邦先鋒、先正達等跨國種業巨頭陸續進入中國市場。目前，在中國注冊的外資（含合資）種子企業已經超過了70家，其中包括跨國巨頭孟山都、杜邦、利馬格蘭等。中國目前已經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全球種業市場。

　　常洪建家所種植的茄子品種，是荷蘭瑞克斯旺種業公司的“布利塔”牌長茄子。據統計，壽光一共種植了大約5萬畝茄子，其中，瑞克斯旺的茄子品種占據了七八成以上的市場份額。

　　據中國科學技術戰略發展研究院研究員趙剛在2009年時所撰寫的報告《跨國種業公司加緊研發布局，我國種業發展面臨嚴峻挑戰》顯示：在一些外國公司具有優勢的品種當中，如以色列海則拉公司推出的番茄種子“189”，先正達公司推出的甜椒種子“方舟”等，每克都在100元上下，折算下來，一粒種子價格為0.3元多。

　　據該報告統計，國外公司每年僅在壽光及其周遍地區通過銷售其高檔蔬菜種子，就能夠獲得6億元的收入。

　　《財經》記者在壽光調查時發現，外資種子的價格的確比國產種子高出不少。以“布利塔”為例，每株秧苗的價格在0.8元左右，而國產種子，每包1000粒，價格只在350元左右，核算下來，每粒種子只有0.035元。

　　但紀東村村民常茂新給記者算了另外一筆賬：外資秧苗每棵0.7元－0.8元，每個大棚用1000棵苗子，成本就是七八百塊錢，產量最高能夠達到兩萬斤。國產茄子秧苗雖然一棵只有兩三毛錢，但是產量能少一半。這樣算下來，種植國產種子的損失就大多了---雖說一開始成本能少個幾百塊錢，之后的收入差距則達到幾千甚至上萬元。

　　不僅如此，“種植外國種子特別省事兒，一個電話，什么時候要、要多少，瑞克斯旺會派人直接送到地頭。”常茂新說。

　　現在，紀東村的大約2000戶居民，家家都種植一個到兩個茄子大棚，而瑞克斯旺品種長茄子的市場占有率，高達95％以上。瑞克斯旺種業公司山東區域經理張明國告訴《財經》記者，“中國農民會選擇最合適他們的種子品種進行種植。”

　　對于常洪建來說，出于兩點理由，他對于外國種子在市場上的份額比重過大并沒什么擔心：一是整個市場上的外國種子品牌也有幾十種，并不一定非得買哪家的；二是，一旦外國種子漲價我就可以選擇不買、自己育苗。他認為，國外和國內種子各有各的優勢劣勢。他自家還種著另外兩個南瓜大棚，用的就是中國自己的種子品種。

　　壽光市農業局一位相關人士告訴記者，對于所謂的“外資種子占領中國市場”的說法，要區分品種來看，而不能統籠地說90％以上被外資壟斷。例如，在長茄子、紅番茄、菠菜、水果黃瓜領域，因為中國之前并沒有種植或者沒有進行過深入研究，外資的確有其獨到的優勢。但是，在粉紅番茄、刺黃瓜、苦瓜、蕓豆等蔬菜領域里面，中國仍然是市場的主導者。

　　中國的特殊性

　　中國種業市場與西方的根本區別是：前者交易次數非常龐大，但是每筆交易的數額都很小，因為中國的農民數量龐大并且分散，而在西方國家，種子交易的次數很少，但是每筆交易的金額卻很大。

　　因此，要想在中國種業市場取得成功，必須建立一套有效的市場營銷和配送體系。能夠與中國數量龐大的個體農民建立聯系。很少有中國種業公司能夠做到這一點，而跨國巨頭已經嘗試了好幾年，并未實現實質性突破。

　　知識產權問題也令外資種子公司倍感困擾。據《財經》記者調查發現，在茄子、番茄等蔬菜品種當中，農民往往一次性購買外資品牌種子，再次栽種時，則選擇自己育苗，而不是再次購買新種子。

　　常洪建家里已經種了六年的“布利塔”長茄子，但卻只在第一年的時候買過瑞克斯旺公司一包茄子種子，當時一包種子1000粒，一共350塊錢。從那之后，他都是每年10月把上一茬的茄子拔掉之后，留下粗壯的苗頭，在工棚里育苗，等到苗子長大后移栽到溫室大棚。“這樣雖然費了工夫，但是省了錢，總的來說，還是劃算的。”常洪建說。

　　張明國承認，這很讓該公司頭疼，但除了繼續呼吁要大力保護知識產權，暫時也無可奈何。

　　據其統計，在壽光市場上，10斤茄子中，只有1斤茄子的種子是由該公司銷售出去的。除了農民自己的育苗，還有其他公司在套牌該公司的種子，自行育種后銷售，因為沒有研發投入，售價要比“正版”低得多。

　　新政欲破冰

　　2009年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綜合發展研究所的一份報告稱，全球種業十強占全球份額為35％，而國內十強只占全球份額的0.8％。

　　據統計，國內獲得生產經營許可證的種子企業現有8700多家，在市場上從事種子經營的代理商更高達18萬家。在上述種企中，有30％存在無證經營、仿冒種子、套牌種子等違法行為，擁有知識產權的不足100家，具有產業化能力的不足80家。

　　2010年12月，農業部發布了關于公開征求《農作物種子生產經營許可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意見的通知。根據文件精神，未來種業公司申領經營許可證被分為注冊資金不少于500萬元、3000萬元、1億元三個檔次，并且固定資產不少于250萬元、1500萬元和5000萬元。

　　“特別是固定資產項目中，規定了曬場面積、倉庫面積等，這使得很多種子企業無法達到這一標準。”據一位知情人士稱。按照現行《農作物種子生產經營許可證管理辦法》，注冊資本500萬元的種子企業可以在省級范圍內生產經營種子，注冊資本100萬元就可以代理銷售種子。

　　種子企業良莠不齊造成的坑農傷農事件日益增多，被認為是此次調整門檻的一個主要動因之一。當然，在業內人士看來，主管部門最主要的動因還是做大做強中國自己的種子行業，以應對國外種子巨頭對于國內種業的入侵，保護糧食安全。

　　這一政策已經在行業內引發了不小的爭議。中國農科院作物所研究員佟屏亞對《財經》記者表示，這種通過行政命令和手段、憑借一紙文件想徹底改變中國種業現狀的做法，看起來是“快刀斬亂麻”，實際上顯失公平。“對于那些有著自己的研發實力的中小型種子研發企業來說，受傷尤深。”

　　而從主管部門的角度來看，中國復雜的地理條件和分散的種植結構，使得中小企業很難通過市場選擇被淘汰，因此，要想實現行業集中，必須提高準入門檻，快刀斬亂麻。為數眾多的中小企業要么被收編要么自行消亡，有觀點認為，有80％的企業將因無法達到上述資質而出局。

　　但也有業內人士指出，在一定程度上來說，新政提高種業進入門檻的大方向并沒有錯。“固定資產的門檻提高了，種子企業不可能打一槍換一個地方了，只能認認真真做經營。”天津黃瓜研究所前所長、德瑞特種業有限公司總經理馬德華表示。

　　提升產業集中度

　　一如各行業慣例，“戡亂”之余，有關方面亦著眼于通過培育行業領導者來提升產業集中度。

　　2月22日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通過的《意見》指出：力爭到2020年，培育一批具有重大應用前景和自主知識產權的突破性優良品種，建設一批標準化、規范化、集約化、機械化的優勢種子生產基地，打造一批育種能力強、生產加工技術先進、市場營銷網絡健全、服務技術到位的現代農作物種業集團，全面提升我國農作物種業發展水平。

　　這被大型國有種子企業視為利好。中國種子集團相關負責人對媒體表示，《意見》抓住了中國種子行業的兩大痼疾：一是產業集中度較低，市場主體散、亂、弱、小；二是產業集成度偏弱，產、學、研、用，以及育、繁、推、服等產業鏈條各環節嚴重脫節。該負責人認為意見針對性很強，“如果能夠得到貫徹，推動力很大。”

　　《財經》記者獲悉，完整的《意見》最快將在“兩會”結束后由國務院正式出臺，“種業新政”中另兩個經過農業部再次修訂的關鍵文件---《農作物種子生產經營許可證管理辦法》《主要農作物品種審定辦法》也將陸續對外公開。

　　據悉，《意見》中將涉及到的一系列舉措包括：第一，企業重新注冊登記。第二，針對大田作物種子的一系列規定將延伸至蔬菜種子。按照現行政策，在大田農作物種子領域，國外種業公司與中國本土公司合資時，最多可以持有49％的股份。這一規定可能擴展到受沖擊最大的蔬菜種子領域，并可能規定外國公司進入中國市場，必須和國內企業合資。第三，進一步加強科技投入。對此，國家發改委可能會有專門的立項投入。

　　除此之外，對于已經頒行十年的《種子法》，近日也傳來修訂的消息。據《財經》記者掌握的消息顯示，目前全國人大常委會已為此組織了專門的工作小組。

　　新修訂可能包含七個方面：

　　1）種子產業保護，對外資進行規范；2）讓科研人才更多地向市場轉移；3）改革種子品種審定制度；4）加強種子行業的經營管理；5）修改對于假種子的定義，比如過去某某牌種子可能實際上不是某某種子，是套牌的，但是不一定偽劣，如何應對；6）加大行政執法力度；7）加強對于虛假種子廣告宣傳的管理。

　　佟屏亞對《財經》記者表示，針對外資“規范”二字，其實很值得推敲。這涉及到兩個方面的問題是：一是針對什么類型的作物進行規范？二是進行什么類型的規范？

　　研發體制難題

　　由于大打價格戰，國內種子行業的毛利率不足30％，而以杜邦先鋒公司的“先玉335”玉米種子為例，其毛利率達到了70％---這也是國外種子公司的平均毛利率。由于利潤太低，企業無法拿出資金進行研發。據悉，國內擁有科研能力的種子企業不到總數的1.5％，科研經費投入不到銷售收入的1％，低于國際公認的“死亡線”。

　　目前，絕大多數的種子公司，都是在靠買種子維持。“大家都患上了‘品種饑渴癥’，看到某個新品種要通過審定了，于是幾家都去哄搶，價格就上來了。原本一個品種幾十萬元，現在要幾百萬元才買的下來。”佟屏亞稱。

　　除此之外，因為種子的特殊性質，在獲得母本后，可以大量進行繁殖銷售，所以種子知識產權保護問題，也一直是困擾著國內種子行業發展的頑疾之一。

　　西安皇冠蔬菜研究所所長、西安金棚種苗有限公司總經理李曉東的事例，在種子研發行業內廣為人知。其所研發的“金鵬”系列粉紅番茄因為技術先進而廣受歡迎，但據跟其進行過交流的多位人士稱，每到新品種育苗的階段，他都會因為如何保護母本不被偷竊而大傷腦筋。

　　2010年，農業部及商務部等相關部委曾經到多地進行過調研。壽光市農業局一位人士稱，各地均表示要大力重申保護種子知識產權問題。參與調研座談的張明國稱，自己在座談會上所提出的建議之一就是，“對于內資、外資的種子知識產權都要保護。不保護，都發展不好。”

　　在很大程度上延續計劃色彩的中國種業研究體制，加劇了行業創新不足的困局。

　　在1985年之前，各級的研究所把新品種的種子研究出來后，無償提供給各級種子公司，由其進行育種后交由推廣站進行推廣播種。在種子行業進行改革之后，各級種子公司無法再繼續獲得免費的種子來源了。“實際上，這些年來一直持續的態勢是，種子公司們沒有、或者只有象征性的研發實力。”馬德華告訴《財經》記者。

　　眼下，國內90％的農作物和品種仍由科研院所完成。而在國外，70％是由種子企業來完成的。早在十年前，國務院頒布的《農業科技發展綱要（2001-2010）》就已經明確，具有面向市場能力的農業科技機構，“應逐步轉變為科技企業或進入企業。”

　　時至今日，這一科研體制的現狀仍沒有改變，政府方面每年的種業研究資金也基本都投向國有科研教學單位。

　　有業內人士向《財經》記者指出，很多種子研究機構在獲得了國家補貼、研究出新的品種之后，低價向市場進行銷售。

　　“因為它們能夠獲得國家的補貼，所以和那些市場化的公司們相比，它們的種子價格可以更低，雖然它們的品種未必很好。”該人士稱。

　　馬德華認為，這種體制不利于中國的種子研發。以黃瓜為例，外資公司每年都要進行幾萬次的種子基因排序，從中選取優質的品種進行培育，而國內研究機構每年只進行幾百次的排序就能夠選出品種了，“這怎么可能找到更好的種子品種？”

　　2000年以來，僅玉米品種相關部門就審定了4000多個，其結果是85％以上的審定品種都沒有推廣價值。“造成這種結果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品種審定制度存在漏洞，另一方面還是舊的科研體制在作祟。”佟屏亞稱。

　　據業內人士稱，目前企業要想挖一個農科院副研究員級別的人才到自己那里去，至少需要拿出50萬元以上的年薪。“人家原本在體制內就能夠拿到30萬元，再加上各種隱性的福利，錢少了人家是不會到你企業中去的。但他們的價值其實是不值那么多錢的，就是因為補貼的原因，身價才那么高。”

　　創新面臨挑戰

　　許勇表示，種業改革，包括《意見》的出臺，最大的愿景，應該就是按照國際慣例，結合中國國情，逐步調整產業的創新機制和體制。如何讓企業進行創新，如何讓科研人員拋開過去的體制進入企業，這是種業改革當中最難解決的問題。

　　“不打破原有的科研院所體制，不管怎么改，都不是出路。”許勇說。

　　許勇同時表示，在一系列的新政中，對于這一系列的核心問題，其實涉及的并不多。

　　業內人士普遍認為，產業集中度要提高，但是，產業的集中度并不等于產業的集成度。所謂集成度，是指創新的鏈條集中到一起，能夠做到產銷研一體化。目前，國內在種子科研領域里的條塊分割，使得整個行業的研發實力被顯著地削弱了。

　　馬德華表示，目前國內的科研院所在進行設置時都講究配備全面，“全國搞黃瓜研究的一共就幾十個人，分配到全國，每個地方都是兩三個人，根本形不成有機的研究系統。”

　　馬還表示，要是能夠打破原有的體制，將這些人才匯集到一起，進行有機的集體性研究，劃分出研究的前期、中期和后期的級別，效果要好很多。

　　“我要是還是天津黃瓜研究所的所長，我也會大聲喊著要加強對于科研院所的補貼。但是事實上，國家補貼了這個體制幾十年，現在仍然比不過國外的企業。反而是有些有實力的民營企業，在沒拿國家一分錢的條件之下，如同雨后春筍一般，迅速地成長了起來。”馬德華說。

　　在此之前，一些種業大國也曾經走過彎路。以美國、歐洲和日本為例，它們分別在上世紀30年代和五六十年代才開始重視種業發展，將種業科研的重心由科研院所轉移到企業，前者只進行公益性、基礎性的研究。

　　在上世紀70年代初，以世界性糧食危機為契機，西方等種業大國逐步實施農業產業化、全球化的戰略，并以種子產業的發展和種子產品的輸出為重點，加速推動農作物種子的生物技術研究，實現了種業的全球性領先地位。

　　2003年左右，馬德華也曾經在一家國外種子公司干過高管，“它們其實真的沒有什么（了不起）。中國人能吃苦也聰明，我們要是能夠把科技體制改革搞好，一定能夠做得很好。”馬德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