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稻田中央的孔錦婭。
“綠粱17”種植基地與一路之隔的村莊。
汪寶增（左）與孔錦婭（右）正在基地里查看。
長在基地里的“綠粱17”。
他們耗盡歲月、散盡家產，只為了追逐夢中一閃而過的亮光。
沒上過大學，不在科研機構工作，也沒有項目經費支持，一輩子就在鄉鎮農技站，僅靠自己摸爬滾打，竟號稱通過高粱與水稻的遠緣雜交，選育出了“高粱稻”，不僅高產穩產，畝產超過600公斤，還具有“降三高”的特殊功能。如果情況屬實，那就是國際科學界的“巨響”！
“小人物”創造奇跡的故事并不罕見，他們最初的遭遇往往曲折離奇。正是基于這樣的人生理解，記者找到了汪寶增。瘦高個兒，寡言少語，但只要講起水稻，便滔滔不絕，似乎心中有一團火。
秋收時節，記者在浙江杭州蕭山區的眾聯村，見到了老汪的“高粱稻”。看上去，這個被他自己命名為“綠粱17”的稻子，與普通水稻并無兩樣。
“這不就是水稻嗎？”
聽到記者脫口而出的疑問，年逾古稀的老汪立刻臉紅脖子粗，喉嚨梆梆響：“這怎么是水稻呢？這就是‘高粱稻’！不信，你可以開除我的黨籍！”
一方面，是老汪的斬釘截鐵，聲稱哪個專家如果懷疑，可以一起到中央電視臺去辯論；另一方面，是幾乎所有專家、教授的謹慎和懷疑。畢竟汪寶增只是個“白丁”。
“高粱稻”究竟是真是假？記者越是深入采訪，越是感到迷霧重重，甚至一度陷入搖擺，久久不敢落筆……
“水稻瘋子”
20世紀70年代，汪寶增就讀中學農技班時，聽說湖南有個科學家袁隆平，研究出一款雜交稻，畝均可增產20％以上。他深受觸動，也要研究水稻。因為，“三年自然災害”把他餓怕了。
高中畢業后，汪寶增回到老家富陽，在鄉鎮搞病蟲害測報。于是利用機會，悄悄搞起了育種。
科研也需要天馬行空的想象。一次偶然的機會，老汪想到了高粱與水稻的“配對”。兩者同科不同屬，各有特征：水稻是水田作物，既不耐高溫，也不耐低溫，扎根淺、莖稈細，抗倒伏能力弱；高粱則為旱地作物，適應能力強，邊遠和高寒地區都能長，只不過口感又硬又澀，最后逐漸退出了主糧舞臺。
但遠緣雜交何其難：配對難、受精難、結實難、成活難、穩產難。要實現水稻與高粱雜交培育新品種，勢必要過五關、斬六將，有人形容其“比登天還難”。
老汪通過觀測發現，水稻開花一般在上午8時至下午2時，高粱開花則在上午5時至10時。這里有兩個小時時間，可以讓高粱和水稻的花期相遇，如果先將水稻用溫水去雄，再剪去部分穎殼，讓高粱花粉自然飄落到水稻雌蕊柱頭，就有可能完成傳粉和受精。
老汪找來了十多個水稻品種當母本。到了授粉期，搬出家里盆盆罐罐，天天守在地頭。盡管早有心理準備，但現實仍像一盆盆冰水，不斷澆滅老汪的希望。看了一簇又一簇，全都是癟谷，萬念俱灰之時，突然出現了5顆結實粒。
一下，世界變得明亮起來！手中的5顆種子，就是他進入育種殿堂的入場券。
這頭歡欣鼓舞，但在村民和同事眼里，23歲的汪寶增是瘋了。媳婦不娶，正業不務！富陽當地就有大名鼎鼎的國家級水稻研究所，人家多少大專家、試驗田，手握多少科研經費，你一門外漢，能弄出啥花頭？
老汪將各種議論當作耳旁風。第二年，他興沖沖將種子播下，天天提心吊膽，結果僅存活下來一株，收下32粒稻谷。之后幾年，播完收、收完播。原本以為一路向好，品種本該越來越純化，可不曾想，到了1982年，結果發生大分離，并沒有遺傳給下一代。
一夜之間，所有努力付之東流。癱坐在田埂上，汪寶增像是被霜打過的茄子。
10年了！多少個日日夜夜，多少回絕地逢生，多少次冷眼嘲諷，或許連他自己都不知道，所謂的命運早已與育種捆綁，一輩子無法割舍。
老汪想到那些先哲：天底下哪有一項研究發明，是一帆風順、一舉成功的？有些甚至明明能夠造福人類，卻硬是得不到社會承認。
唉聲嘆氣解決不了問題，幻想等待更沒有未來。老汪給自己打完氣，猛地從田埂上站起來，抖擻精神，繼續出發。
另辟蹊徑
汪寶增搞的是單季稻試驗，但為了解決產量問題，當時，幾乎所有的地方都在大力推廣雙季稻。因此他只能放棄手頭的試驗。這天，他叩響了中國水稻研究所的大門。
接待汪寶增的，是科研處處長應存山。這位未來的所長一聽汪寶增的試驗，立馬派人提供跟蹤服務。
在應存山的幫助下，汪寶增轉戰到福建三明農科院繼續試驗，并且對研究思路進行了重新調整。
此時汪寶增已經結婚，但一有空就往三明跑，微薄的收入全拿來補貼實驗，家里就靠妻子裘根蘭打零工度日。3年后，老婆臨盆生下女兒，汪寶增還在三明收種子。回到家，女兒都已經快滿月了。
汪寶增只得收心在家。自家3畝地，加上租來的3畝地，成了他的新試驗田。因常年勞作，他腰肌勞損，無法干重活，只能在旁指導，做做記錄。妻子則義無反顧頂上，播種、插秧、收割，一樣不拉。有年大旱，土地冒煙，為了不讓老汪的試驗受影響，她一人足足挑了幾百擔水，從河邊一直到田里，兩個肩頭全是水泡。
勞苦能夠咬牙挺住，缺錢卻束手無策。家里好不容易改善條件，在平房上支起了第二層，仔細一算，盤個樓梯還得花200塊錢。按理說，夫妻倆3個月收入就能搞定，可為了省錢，一拖再拖，全家竟爬了七八年的木頭直梯。
老汪的節儉已經到了吝嗇的地步，衣服破了洞也不舍得丟，可為了谷子發芽，不惜用浴霸取暖、用空調降溫。有時，還把種子捂在棉襖里、被窩里。沒錢買專用容器，就把家里盆盆罐罐全部利用起來。
1996年，兜兜轉轉又10年后，選擇黑粳糯為母本，環雕糥高粱為父本，用自創的老辦法終于獲得了10顆結實粒。第二年試種，又發現了一個變異株，總共5個有效分蘗，米粒黑色。
兩年后，大分離來了：有不育的、半不育的、全不育的，株高參差不齊，米粒有黑色的，白色的，還有紅色的。該往哪個方向選育？當時，因為研究紅糯米的人不多，在專家建議下，汪寶增保留了紅糯植株。
試驗亦步亦趨，困難始終相伴左右。幾十年里，由于出身“體制之外”，汪寶增的研究盡管也得到了專家幫助，但畢竟無法立項，得不到經費支持。好幾次遭遇“財政危機”，他只能厚著臉皮去敲科技局的門。
開始還能要來點項目，但因為種種原因無法結題，久而久之，汪寶增被官方貼上了“騙子”的標簽。加上性格偏執，一旦遭遇否定，他就怒氣沖沖，要與對方分出對錯，以至于很多人談及老汪就刻意回避，有的則帶有很強的負面印象，認為他在搞歪門邪道。
采訪中，記者也常深感老汪的偏激，有次好不容易把省里專家請到基地。田埂上，汪寶增就與客人爭執起來，“怎么就不是高粱與水稻雜交的？你沒做過試驗，就沒發言權！”話沒講完，便拂袖而去。
這樣的沖突，面對質疑時，幾乎如同家常便飯，也導致汪寶增的路越走越窄。
進退維谷
時間來到2009年深秋。這天，汪寶增在富陽一家農家樂吃飯，一開始眉飛色舞，到頭來卻長嘆一聲：眼下收割在即，連人工錢都不知道在哪里！
說者無心聽者有意，路建強一家恰好坐在隔壁桌。一聽老汪描述的“新品種”，他們全家就來了興趣，跟著跑到田頭，摘下穗子，拿手一搓，果然有股“高粱味”。第二天，路家就給素昧平生的老汪送去1萬元，以解其燃眉之急。
路建強出身中醫世家，對地道中藥和土種本就興趣濃厚，一來二去，便常與汪寶增往來，并且答應每年出資5萬元用于科研。不僅如此，路建強還帶來不少人脈資源，幫助老汪完成了科技成果以及國家發明專利登記。
盡管專利保護的是“一種高粱紅糯稻新品種的選育方法”，但這兩張登記證書，讓汪寶增如獲至寶，“我總算能夠抬起頭來，也算對過去幾十年的一個交代。”
如何讓成果走得更遠？在路建強建議下，汪寶增以技術入股，雙方合作成立名為“綠粱科技”的公司，開始了規模化制種。種植面積從60多畝一下子擴增至1000多畝。
規模化種植帶來嚴峻挑戰，現金流、收儲、加工、產品開發、市場營銷等問題接踵而至。到2019年，路建強體力不支，身患絕癥，躺倒在床。
此時，2000多畝訂單稻子剛播下。無奈，路建強只得在病床前，將重擔交到了前妻孔錦婭手中。
卻說這孔錦婭，靠經營玉石生意，年入幾十萬不在話下，日子本過得體體面面。但接過“高粱稻”重擔，她根本不知其中深淺。
眼看收割日益臨近，她掰著手指算了筆賬：產量預估1400噸，光收儲的費用就得500萬元。這還不算運輸費、糧庫儲存費。
沒辦法，孔錦婭只得東奔西走籌錢。贖回之前的投資，變賣手中的寶石、刷信用卡、辦網貸。拼拼湊湊，總算收完稻子。
暫時躲過一劫，可接下來，存貨怎么辦？拿來做酒，意味著又要運輸費、加工費；假如賣不出去，還得砸在手里。身邊朋友得知后，紛紛前來勸阻，讓她盡早收手。
但覆水難收，孔錦婭也感覺到越來越難以放手：“我不指望賺多少錢，只希望不要辜負老汪一輩子的心血，不要辜負老路生命的代價。而且這么重大的成果，可能對全人類都有意義，不能斷送在我手里。”
深夜里，孔錦婭一次次捫心自問：繼續往前跑，有可能人財兩空；就此罷手，則必定前功盡棄。此時，公司幾個股東，有的撒手不管，有的索性退出。她的股份一下從10％提高到68％。為接濟孔錦婭，老母親甚至把60萬元的養老錢也拿了出來。
對孔錦婭來說，有關“高粱稻”的所有一切，幾乎都是無法理解的謎團。但她越是不解就越想搞清楚，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有一回，她帶著資料去一個研究所，最后門都進不去，因為她連要找誰也不知道；還有一次，送去稻子希望做品種審定，結果苦苦等了半年，最后竟被告知，沒有辦理相關手續。
“我們的稻子莖稈比普通水稻粗壯許多，碾出的米粒一看就像高粱，而且檢測出來確有單寧物質存在，吃了以后還能‘降三高’。檢測結果也證明，許多微量元素的含量都比普通水稻高出幾倍，甚至幾十倍，這些不就是高粱基因的表現嗎？”
孔錦婭不懂科學術語，更無法解釋其中的奧秘。她只是從感性層面，就其知識范圍所能理解的，不斷表達著自己的疑慮。
迷霧重重
“綠粱17”到底是不是高粱與水稻雜交的后代？與很多人一樣，記者心里也打著問號。于是經人介紹，幫助孔錦婭找到了中國水稻研究所一位分子育種專家。
專家建議，先從基因組角度入手，看看后代究竟有沒有來自高粱的基因。盡管從科學角度來看，不同種的雜交難如登天，但若真是高粱與水稻的雜交后代，那就意義非常重大，堪稱科學界重大突破。即使最后證明不是，僅從功能稻角度看，也有著較大的市場開發潛力。
然而，在父本和母本遞送過程中，出現了尷尬一幕：專家說，所送的原始母本竟然是錯的。
孔錦婭不知是汪寶增怕泄密故意為之，還是一不小心出錯。在專家看來，科研工作豈能如此兒戲？但汪寶增又堅稱，當初送的母本就是對的。到底哪個環節出了錯，成了一筆說不清的糊涂賬。
盡管孔錦婭馬上又第二次送去了原始母本。最終，通過檢測也發現了3條基因序列可能是候選高粱基因。
但當孔錦婭希望該專家再施援手，幫忙進行解釋時，專家卻回避說：無法再參與此事。
為了進一步弄清事實，無奈之中，記者只得輾轉向浙江省農科院的水稻育種專家王建軍求教。
王建軍首先肯定了利用這種方法來嘗試遠緣雜交，無疑是一種創新，對后續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但從照片中的穗形和植株看，他判斷，這有可能只是一種糯稻。因此他提醒，在表述上要格外注意，“高粱紅糯稻”的叫法很容易引起誤解。
至于是否利用了高粱的核心基因？王建軍解釋道，高粱和水稻都屬于禾本科植物，兩者進化過程中，肯定會有不少同源基因。只有證明了高粱中的特有基因的確進入了水稻，并且表達出性狀，才能證明遠緣雜交是成功的。
可要找到高粱的特有基因，就如同大海撈針。王建軍坦言，水稻和高粱兩個學科的發展現狀，顯然是不平衡的，前者作為模式植物，研究已十分成熟，但對于后者的遺傳分子研究，則明顯滯后。“從戰略上考量，弄清楚高粱的意義不大，且需要漫長的時間和巨大的資金投入。因此要找出高粱的特有基因，如同大海撈針，現有技術很難做出明確的結論，所以稱之為‘候選基因’。”
王建軍舉例，盡管水稻沒有單寧物質，但“綠粱17”檢測出單寧物質，這并不能證明其就是高粱的特有基因所表達的。因為單寧物質是一個大類統稱，在自然界中，具有該物質的材料還有很多，要找到控制高粱產生單寧物質的基因也非常復雜，就如同證明“哥德巴赫猜想”。
王建軍進一步解釋，之所以發現了一些高粱的“信號”，有可能是發生了基因漂移，進而產生了基因滲透，這其實就是物種進化的自然過程。他建議，這是一項龐大而又復雜的基礎性研究，只能交給更有實力的科研單位完成；企業的當務之急是，利用這些特性進行產品開發，用市場來檢驗成果。
各種檢測報告都曾經讓孔錦婭喜出望外，可專家的每一次言論，又一次次將她打落谷底。她聽得似懂非懂。總之是：這個“高粱稻”值得懷疑，還需進一步研究論證。可找誰去咨詢，找誰去論證呢？她已經筋疲力盡、走投無路，連日子都無法過下去，哪還有資金再深入研究下去？
這些年，由于參與的人都不專業，面對一個個技術問題，孔錦婭已經深感“草臺班子”的力不從心：無論是書面材料的撰寫，還是出具的一些檢測報告，從專業角度出發，專家們一眼就能挑出種種毛病。進而懷疑她的來路，會不會是一個女騙子？
又一個秋收時節到了。困頓中的孔錦婭似乎又一次看到了亮光：就在稻子開割前，基地刮起了臺風，周邊其他品種的稻子大多倒伏在地，損失慘重，唯獨她家的“高粱稻”昂首挺立，沒有受到任何影響。
孔錦婭立馬給記者打來電話“報喜”，還說除了“高粱稻”，目前正和老汪研究“稻高粱”，對初步成果同樣很具信心。
可最后，孔錦婭又告知：路建強已經去世了。“今年的新米。老路再也吃不上了……”
在今天這樣一個高科技手段深刻改變育種模式的時代，“白丁育種家”的研究是否真有價值？接下去，又該如何接續或者收場？誰又能給予幫助繼續前行？直到采訪結束，記者也沒有撥開這團團迷霧。
但在這重重迷霧中，記者分明看到了另一種希望。
這是一群徹頭徹尾的“白丁”，一群不折不扣的“小人物”。他們沒有學歷，沒有專業背景，也沒有任何資源；他們所有的，只是一種執著而樸素的理想。他們甚至沒有想過，一腳跨進這個領域，究竟意味著什么。他們同時耗盡歲月，散盡家產，只為了追逐夢中一閃而過的亮光。
四處碰壁、舉步維艱之時，陪伴他們的，很多時候，可能只有不斷地自我安慰。而家徒四壁、一事無成，或許也將成為難以逃離的宿命，可他們沒有放棄，沒有逃避，蹣跚前行。
但盡管如此，誰又能說，他們就沒有夢想的資格？而我們，還能夠心安理得，看著一簇火苗在這個世界漸漸熄滅？
《山海經》講述了夸父不自量力追逐太陽，最終倒在半途，道渴而死，其手杖化為桃林，為后人遮陰解渴的故事。我想，這是對夸父的致敬，也是對人類挑戰大自然的一種深深的贊許。
面對汪寶增，面對路建強，面對孔錦婭，面對他們夸父般的勇氣，我們每個人，難道不應該力所能及，給予一點溫暖和理解？
——記者手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