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有媒體刊發題為《種業危機：進口的按粒賣 國產的論斤賣》的報道。
一些蔬菜種植大戶一再訴苦：“今年我們遇到了高價也買不來‘洋種子’的問題。我們國家能造航母、能造C919大飛機，但為何不能研發出好菜種，而要長期受制于美、日、韓、以色列等國的‘洋種子’？”
“洋種子”價格高
引村民不斷追問
寧夏回族自治區固原市原州區彭堡鎮姚磨村冷涼蔬菜基地占地3萬多畝，吸引了當地1500多名農民就地打工，帶動10個村組戶均增收5000元以上，是原州區精準扶貧、脫貧富民的主戰場。
姚磨村黨支部書記、瑞豐蔬菜產銷專業合作社負責人姚選告訴記者，他們選種一類菜時，一般要試種五六個品種，最后選優。
比如西蘭花和娃娃菜，要選國內、國外的十幾個品種進行試種，但從日本、韓國進口的種子種出的菜，無論在品相、產量、純度和發芽率、耐儲藏等方面，優勢都比較明顯。
采訪中，記者正好碰上原州區農牧局副局長李春琴和一名農技推廣人員。攀談中，李春琴直言：“因為這些優勢，‘洋種子’的價格遠遠高于國內種子，有些品種能高出幾十倍。進口的按粒賣、國產的論斤賣，這是種子行業目前最大的問題。”
在田間地頭，記者隨機采訪了姚磨村幾位種菜村民，羅軍、姚國政、姚猛等人都對過度依賴和受制于“洋種子”的事情很無奈。他們想知道，今年日本西蘭花的種子緊缺，是不是我國對進口日本的東西把關更嚴了？
這幾位村民反問了記者一大串問題：國家有不少農業科研單位，有不少科研人員，有那么多的科研經費，他們在干什么？都干了啥？成果在哪兒？為什么就研發不出優質菜種？問題出在哪兒？
“洋種子”攻占“蔬菜之鄉”
“2000年之前大家都沒有用國外種子的意識，國外種子也大都沒有進來；2009年之后，國產種子也開始奮起反抗。”李平說。
李平說，2000年左右，國際上比較有名的種業企業先正達（已被中化收購），荷蘭的瑞克斯旺，以色列的海澤拉、澤文、紐內姆，荷蘭的安莎、孟山都等都在壽光建立了試驗站或展示基地。目前，已有二十多家國際知名種業企業落戶壽光。
記者調研了解到，洋種子在壽光的市場占有率已經比前些年的“半壁江山”有所下降。壽光市種業發展服務中心主任范立國表示，當前壽光市國產蔬菜種子市場占有率已由2010年前的54％提升到目前的65％以上。
因研發短板受制于人
姚選困惑地說，種了十幾年菜，為什么種不了中國自己的好菜，還要過度依賴“洋種子”。
國外種子公司給中國的代理商是唯一的，壟斷國內市場，每年給種植大戶造成漲價、無貨等各種恐慌心理。他無奈地說：“‘洋種子’的定價權、供貨權都掌握在外國人手里，你有什么辦法？”
“洋種子”就不能培育嗎？記者多方求證發現，“洋種子”大都是“雜交種”，“雜交種”通俗講是一次性的，理論上無法育種，因為“雜交種”一旦育種，很容易發生基因突變，就會造成減產，而且抗病蟲害的能力也大幅下降。
農業部數據顯示，中國種子市場初步預測價值超過600億元。寧夏農牧廳蔬菜園藝站站長蔣學勒認為，“洋種子”對我國蔬菜產業發展來說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可以帶來高產優質的蔬菜產品，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國外蔬菜種業技術所有者對我國農業生產的控制權。
蔣學勒分析說，這幾年，“洋種子”產生的高價格、高風險的“苦果”已在一些地方逐步顯現。業界人士也擔心，如果國內蔬菜種業不能及時補上研發短板，極有可能在綠色安全的蔬菜產業發展上受制于人。
業內人士：
中國種業研發滯后
一些專家直言，國外很多企業種子資源的收集都經百年的積累，我們國內很多蔬菜種子的收集比較雜亂。前些年我們沒有重視這個事情，所以在分子育種、遺傳育種、生物育種等方面的瓶頸不是三五年能夠突破的。
除此之外，還有以下一些原因：一是企業自主創新能力不足。
據了解，山東省開展育種科研的種業企業不足30％，年均研發投入占銷售收入的比重不足3％，遠低于大型跨國種業企業的研發投入比例，且育種方法、技術和設施設備比較落后。
總體上看，大企業不大不強，綜合競爭力、引領帶動力不突出。小企業不專不精，專業程度不夠，產業鏈服務能力弱。
二是科研與生產脫節。種業專家表示，國內育種研發與實際應用有較大差距，育成品種同質性多，突破性少，現有技術成果轉化率低，缺少研究成果轉化應用的機制和平臺，高效的現代商業化育種體系尚未形成。
三是基礎設施和裝備落后。國內大多數區域試驗站、展示示范點、良種繁育基地、種子質檢站等基礎設施差，儀器設備落后，抗風險能力弱，遠不能適應種子質量檢測、品種試驗展示和供種保障要求。
四是管理體系弱。跟我國其他地區類似，山東省各級種子管理機構人員少，經費不足、手段落后的問題比較普遍。尤其是縣級機構人員嚴重不足，大多數不具備種子質量檢測能力，這嚴重地影響了種子監管和服務水平。
當前，我國種業產業集中度、種子市場監管能力仍較低。業內人士建議，應盡快清理不合格企業，整頓種子市場秩序，規范品種管理，營造產業健康發展的市場環境。 （陳曉虎 張志龍）
來源｜經濟參考報
題圖｜廣州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