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旭霞 沈大力
近期媒體報道了武漢市場上出現轉基因稻種的情況。記者在當地隨機購買5種大米，經檢測有3種含有BT63轉基因成分，由此引發強烈關注。拋開“糾纏不清”的安全性問題，轉基因大米非法流入市場所暴露出來的法律真相值得探討。
首先，必須承認轉基因水稻非法種植中存在的法律事實。
BT63轉基因水稻是由華中農業大學1999年研制成功并享有專利的轉基因抗蟲水稻，于2009年獲得農業部頒發的轉基因生物安全證書。但是按照我國《種子法》規定，轉基因作物需要取得品種審定證書、生產許可證和經營許可證，才能進入商業化種植。目前，BT63轉基因水稻還未獲得商業化生產許可證書，因此不能合法生產制種，也就不能合法種植。
基于此，消費者對流入市場的轉基因或非轉基因產品所享有的知情權和自主選擇權則在法律層面上難以兌現。按照衛生部《轉基因食品衛生管理辦法》的規定，含有轉基因成分的食品必須在包裝上標明“轉基因標識”。但因為商業化種植和進口轉基因水稻非法，理論上市場上出現的轉基因大米本身非法，生產商和銷售商也不會標注轉基因產品，消費者難以知悉其購買的大米是否含有轉基因成分；而即使事后監管發現，也因為沒有標識，而無法有效追溯來源。
同時，因為存在非法種植的事實，我國米制品企業將面對新的貿易風險。國內大米生產加工企業一般規模較小，就近收購米源，沒有自己的生產基地和穩定的供應鏈，且欠缺轉基因產品檢測技術和檢測方法，很容易在不知情的情形下收購農民非法種植的轉基因大米，導致轉基因大米與非轉基因大米混雜。這不僅增加了對內貿易的風險，在對外出口時，也容易因為檢測出含轉基因成分而遭遇退貨。
對于監管機構而言，目前被動監管的模式使非法種植事件難以及時得到查處。轉基因水稻種子銷售隱蔽，調查取證難。此次事件發生后，湖北省農業廳立即展開調查，包括追查轉基因稻種的源頭、去向和種植情況，但這種被動監管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非法種植轉基因水稻的問題。
轉基因水稻非法種植現象屢禁不絕，主要是我國主要農作物品種審定制度制約轉基因作物產業化。品種審定制度實際是政府對種子市場干預的一項措施，其發展到現在，與種子產業市場化發展方向存在諸多相悖之處。對轉基因種子市場干預尤其明顯，而農民有獲取轉基因水稻種子的強烈需求，導致農民、消費者、出口企業、監管機構以及科研機構都處于十分尷尬的地位：農作物品種審定制度限制農民對種子的自由選擇是直接原因。部分人對轉基因大米作為食品的安全性的懷疑，通過媒體放大后導致政府放慢品種審定步伐是間接原因。
但是政府在轉基因作物產業化中究竟要扮演什么角色？在轉基因種子市場監管中是加強調控包辦功能，還是放開市場，抑或是適度監管，這都是關乎未來政府職能轉變、種子產業發展以及解決“三農”問題出路的大問題。我國雖然建立了比較完善的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體系，但很多都不具有可操作性，如我國轉基因食品強制標識制度，并未規定標識轉基因成分具體閾值。而針對我國大米及米制品出口因為含有轉基因成分被要求退回，政府在加強國內產品監管同時，也應積極同歐盟就中歐國際貿易進行談判，要求設定合理檢測標準，如學習美國與歐盟談判建立低含量混雜標準（LLP）。面向國內企業，可以建立轉基因安全預警機制，有利保障我國出口企業利益。
同時，政府在轉基因生物安全監管方面，對公眾的參與重視不夠。迄今沒有建立完善的預案過程參與機制和對政府監管職責、企業是否遵守法律法規、轉基因生物技術產品研發生產銷售及售后處理全過程參與機制。需知農民和消費者均是轉基因作物的利益主體，在關注普通消費者對轉基因食品決策參與權時，政府容易忽略農民作為轉基因初級產品的生產者同時也是轉基因種子的消費者的參與權。
巴西現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生產國和出口國，但是巴西政府早先對轉基因作物種植的態度卻并不積極。最開始，雖然政府不允許種植轉基因大豆，但轉基因大豆抗蟲害能力強、施肥少等特點，大大降低了大豆的生產成本，巴西農戶就想方設法從阿根廷走私轉基因大豆種子，后來巴西南部轉基因大豆非法種植情況已經相當普遍，政府就于2003年頒布臨時法案部分開放對轉基因大豆種植的限制。2013年，我國農業部批準進口包括巴西生產在內的3個轉基因大豆品種，未來將會進口更多巴西產的轉基因作物。
由此可以看出，政府對私自種植轉基因作物的法律處理，將直接影響到該產業的發展和未來。不僅事關糧食安全、貿易安全，也直接關系到農產品(000061,股吧)的國際競爭力和國內種子企業的發展壯大。雖然巴西和我國目前狀況不同，但其最后的法律處理卻使非法種植產品貿易合法化，最終形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優勢。我國政府應在保證轉基因生物安全的前提下，實現轉基因技術的理性運用，加強對轉基因水稻發展機遇的系統分析，最終形成轉基因水稻產業的正常化發展。
（作者分別為華中農業大學文法學院教授、經濟法學碩士研究生）
《中國科學報》 (2014-08-04 第1版 要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