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基因爭議只是一個表象，助推爭議升級的，是公眾對于食品安全的焦慮、對權威機構和專家的不信任和對生存環境的擔憂。
 
　　如果靜心回顧歷史，每個重大新技術的出現，都曾對當時的社會帶來困擾，比如電的應用，比如飛機成為交通工具，比如疫苗。人類社會總是在權衡技術帶來的效率和風險之后，做出一個集體理性的選擇，絕大多數情況下，技術的進步不可阻擋。
 
　　當然，如今的社會已經進入現代文明，更多人表達自己的觀點，也是在為“集體的理性”出力。
 
　　但是，如果表達觀點的人太少專業知識或者太多意氣用事，事關技術與社會進步的討論，只會淪落為一出鬧劇。
 
　　“反轉”與“挺轉”
 
　　如果從純技術的角度解釋，轉基因技術（Genetically Modified，簡稱GM），是將基因片段轉入特定生物中，并最終獲取具有特定遺傳性狀個體的技術。沒錯，它就是個冷冰冰的技術，本身沒有是非對錯。
 
　　真正讓人們不安的，是被轉基因技術改造過的食品是否安全。轉基因技術如今已經被應用到農作物品種的改良上，比如讓大豆抗除草劑，讓棉花、玉米、水稻抗蟲等等。轉基因技術的使用，使得農作物產量提高，農藥使用減少，從農業生產的投入和產出來說，轉基因技術帶來的是農業生產效率的提高。
 
　　從轉基因農產品播種面積來看，中國在世界各國中名列前茅，但主要種植轉基因棉花，食用的農產品中只有木瓜。當然，中國的進口大豆，主要以轉基因大豆為主，因此國人的飲食中，難以避免轉基因作物。
 
　　以大豆為例，轉基因大豆由于生產成本低，價格上占據優勢，便宜而出油率高的轉基因大豆很快占領了國際市場。2013年年初，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陳錫文曾介紹說：“中國進口的轉基因農產品主要集中在大豆上，去年我們進口了5838萬噸的大豆，其中絕大部分都是轉基因的大豆，它主要來自美國、巴西和阿根廷。進口大豆最主要是兩個用途，一是榨油，就是我們吃的大豆油和調和油中都有一部分是大豆榨出來的油。榨油之后的餅粕，是養殖業中飼料的最重要的蛋白質——植物蛋白的來源。”
 
　　但反對轉基因技術的一方則從另一個側面審視轉基因技術：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和對環境的負面影響。對于普通公眾來說，最能引起共鳴的當然是前者。
 
　　擔心轉基因食品安全的人通常持有這樣的邏輯：轉基因食品是一種全新的食品，沒有經過長期的檢驗，怎么知道它會不會影響人的身體健康？如果轉基因食品的安全尚無定論，為什么要讓我吃？
 
　　所有反對發展轉基因技術的人，被統稱為“反轉”派。崔永元加入論戰之前，“反轉”陣營的代表除了“綠色和平”組織，還有蔣高明和陳一文。
 
　　蔣高明是中科院植物所研究員，他撰文描述自己的研究工作是“不用化肥、農藥、農膜、除草劑、添加劑、轉基因所謂的六項現代農業技術，將農民手里的低產田變成了高產田（小麥玉米周年畝產2000斤糧食以上）”。陳一文在微博上描述自己的職務是“中國災害防御協會災害史專業委員會顧問”。除了以上幾位代表，網絡上很多“反轉”言論來自匿名網友。
 
　　相較而言，“挺轉”陣營里擁有生物技術背景的人更多一些。最支持發展轉基因技術的，首先當然是從事轉基因研究的科研人員，其中華中農業大學張啟發教授是代表人物。2013年10月，張啟發透露有61名院士聯名寫信給國家高層建議推動轉基因水稻種植產業化。
 
　　具有國際威望的科學家饒毅也是“挺轉”隊伍的一員。饒毅，博士、北大生命科學學院前院長，專業領域是“細胞遷移的分子機理及其在控制腫瘤轉移的應用”。
 
　　饒毅因為參加方舟子的頒獎活動，被崔永元問“有良心不”，饒毅隨后在博客中撰文《答崔永元先生》：“崔先生可能不知道，在轉基因方面，不僅我的觀點與方舟子相似，全世界學過分子生物學的絕大多數都與他觀點相似，這不是支持某個人的問題，而是很多人、絕大部分懂得分子生物學的人，觀點都相似。”
 
　　科學家并非“挺轉”派中活躍的發言者，真正長期撰文支持轉基因技術的，是方舟子、云無心等科普作者，而后兩人都有生物學學歷背景。
 
　　“挺轉”陣營雖然在學術背景上占上風，但這些人的科研背景也給對手留下了批評的理由：在“反轉”派看來，科學家們支持轉基因技術，都是利益訴求作怪。
 
　　當然，“挺轉”陣營也有自己的軟肋，為了避免被對手批評“外行”或者“意氣用事”，“反轉”陣營一直極力塑造自己理性、冷靜的形象。盡管崔永元本人不認可自己是“反轉”派，但顯然輿論已經把崔永元當成了“反轉”帶頭人，只可惜，崔永元目前的表現，恐怕很難為“挺轉”陣營多年的努力加分。
 
　　“他要在微博上再說難聽話，我也說。我晚節不保，我不要以前的好形象，我才不端著呢，那不是我。我有‘土匪’的一面。”崔永元正在網絡罵戰中踐行自己的“土匪”論。
 
　　到底在爭論什么
 
　　我們爭論轉基因的時候究竟在爭論什么？在中國，這個問題很難回答。
 
　　生物技術發展到今天，已經進入非常專業化的程度，如果不是轉基因技術的專業人士，其他人很難判斷這種技術的利弊。這就像一個人如果得了重病，醫生很難向病人解釋治療方案的原理，病人能做的，唯有相信醫學界對這種治療方案的共識和醫生的專業水平。
 
　　“這種爭論來源是對風險的認識問題，而不是風險本身的問題。”世界衛生組織代表阿瓦。艾達拉（Awa Aidara kane）博士代表世衛組織日前接受了中國媒體的采訪，她供職于世衛食品安全與人畜共患病部門，其中一個研究領域就是轉基因。
 
　　阿瓦。艾達拉的說法更像是個哲學命題，事實上，關于轉基因的討論離不開整個社會環境。中國記者問阿瓦。艾達拉是否會消費市場上的轉基因食物？阿瓦。艾達拉回答說：“當我去超市買東西時，我對我所在地市場上的食物很有信心。我相信既有的系統。如果你在一個你信任的國家生活，你可以自由地購買任何食物產品，無論是否轉基因。這是非常重要的：消費者必須能夠相信所處的系統。”
 
　　可是，在中國，一旦提到信任，問題就來了。崔永元曾經在微博上評論原鐵道部高官張曙光自曝賄選院士事件，崔寫道：張曙光花2300萬差一票沒當上院士，多一票就成了“權威”，這樣的“權威”多了，就能組成一個新的“權威機構”，當然，不花錢也能有別的“方”法。
 
　　崔永元的評論，代表了當下社會懷疑論者普遍的心態，由于社會亂象頻出，公眾對權威、科學家、主管部門官員的信任日漸下降。如果權威們不可信任，那么，我們怎么去信任權威們所說的“轉基因食品安全”這樣的結論呢？
 
　　特別是在經歷了毒奶粉等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后，公眾對食品安全異常敏感，面對轉基因食品，“能不吃就不吃”成為大多數人的信仰。
 
　　正是因為這樣的社會心理，在中國，要求轉基因食品強制標注的呼聲一直很高。按照中國現在的規定，轉基因初加工食品，即不改變原始形態的食品，例如面粉、食用油等，都必須進行強制性的定性標注，但對面包、蛋糕、餅干、疫苗、生物制劑等轉基因的深加工產品，并沒有強制標注的規定。歐盟規定只要轉基因占比超過0.8%，就必須在食品外包裝進行定量標注，保證消費者的知情權，而美國因為對是否轉基因采取自愿標注原則，90%的轉基因食品目前并沒有明確標注。但是，很多中國消費者期待更廣泛的標注，以實現自己的知情權和選擇權。
 
　　但如果仔細追究，要想用標注的方法來避免轉基因食品，幾乎是不可能的。設想，如果所有以轉基因作物為原料的食品都需要標注，那么，一家餐館出售的一盤菜如何標注？
 
　　既然轉基因行業內專家不可信任，憂心忡忡的消費者開始從他們認為更加客觀公正的“第三方”那里尋找答案，雜家水稻之父袁隆平就常常被要求回答是否支持轉基因技術。
 
　　袁隆平一生從事雜交水稻育種，經過上世紀70年代全國范圍內的宣傳，袁隆平作為權威科學家的形象深入人心。在“挺轉”與“反轉”僵持不下的時候，很多人希望袁隆平能表達自己的態度。遺憾的是，很長一段時間，袁隆平對轉基因技術的表態面容模糊。
 
　　不過，在最近接受媒體采訪時的談話中，這位老科學家對轉基因技術表現出肯定的態度。1月10日袁隆平在接受采訪時說：“轉基因技術是目前的尖端技術，我認為轉基因及轉基因所屬的分子技術將是未來發展方向。轉基因技術不能一概而論，不能一聽轉基因就覺得很可怕。”袁隆平還表示，他將身體力行支持轉基因技術的發展，自己也愿意試吃轉基因作物。
 
　　公眾的擔憂也為市場提供了商機。
 
　　2013年10月25日，甘肅張掖市出臺轉基因種子“禁令”，成為了國內唯一一個明令禁止轉基因種子的地級市。玉米制種是張掖市的重要經濟產業，張掖同時也是玉米種植重地。2012年，張掖的玉米種子種植面積達102.53萬畝，占全國玉米種植面積的23.5%；產量4.61億公斤，占全國40%以上。
 
　　張掖的規定引起輿論嘩然，在媒體的追蹤報道中，張掖出臺禁令的動機昭然若揭。張掖宣傳部門的一位官員告訴媒體記者：“張掖是一個農產品的品牌，我們要把它‘宣傳’出去，并‘保護’起來。”
 
　　張掖禁令出臺不久后，甘肅省相關部門似乎從中獲得了“靈感”。甘肅省食藥監局發出通知，為保障消費者的知情權和選擇權，從2014年3月1日起，將在全省范圍內試行專柜銷售轉基因食品，要求在轉基因食品銷售柜臺或貨架處顯著位置設置提示牌，提示牌內容為“轉基因食品專柜（專區）”
 
　　在崔永元的微博上，報道甘肅的這則新聞被“置頂”，這樣的做法顯然甚合他意，只可惜，甘肅政策的動機是否如崔永元一樣為了食品安全、消費者知情權，卻很值得懷疑。
 
　　崔永元與方舟子的爭論，如今已經走出轉基因范圍，而中文世界的轉基因爭論，也早已走出科學的范圍。
 
　　轉(zhuan)基因爭論，折(zhe)射(she)出足夠(gou)豐(feng)富的中國社(she)會現(xian)狀(zhuang)，多年后回望，會不會啞然(ran)失(shi)笑(xi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