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農的弱勢地位若長期得不到化解，受損的就不僅是棉農，最終也會波及棉花全產業鏈。”盧懷玉認為，棉農合作組織為解決小農戶與大產業的不協調提供了一種可能。

我和棉花長在同一條根上

——記國欣農研會會長、國欣種業總裁盧懷玉

    盧懷玉在檢查棉花長勢。資料圖

     本報記者 王瑜

    走進盧懷玉的辦公室，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墻上6幅照片，從綠油油的棉苗到白花花的棉桃，每一幅都是棉花的一個生長階段。“我和棉花長在同一條根上。”盧懷玉笑著說。正是這種源自血緣的親近感，讓剛出大學校門的盧懷玉做了一個大膽的決定：放棄出國深造和留京工作的機會，回到河北河間，回到國欣農研會。

    20年后的一個周末，坐在位于北京市海淀區中國農業科學院東門的國欣科創辦公室里，憶當初，盧懷玉眼神里依然充滿憧憬：“回到農村是想著做些事情。國欣農研會10年的發展給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平臺，同時也需要有新鮮的力量加入進去。”就這樣，在1994年的夏天，盧懷玉帶著年輕人的闖勁兒一頭扎進了國欣農村技術服務總會，也就是國欣農研會。

    不當“二傳手”搶占“制高點”

    國欣農研會的前身，是盧懷玉父親盧國欣1984年聯合11戶棉農建立的河間縣國欣棉花聯合研究會，1994年時有會員4200戶、資產300萬元。盧懷玉前腳剛踏進農研會，考驗就接踵而至。上世紀90年代初，棉鈴蟲害在黃淮海棉區大面積暴發，把棉農折磨得苦不堪言。“一到棉鈴蟲暴發期，幾乎每天都要打農藥，醫院走廊里都是打藥中毒的棉農。”盧懷玉說，為了解決棉鈴蟲防治難題，國欣農研會甚至到《農民日報》等媒體上有獎征集治蟲方法。

    當得知中國農業科學院棉花研究所成功選育出轉基因抗蟲棉后，盧懷玉先后14次進京，終于得償所愿，重金引進了93-1、93-6和93-4這3個品系的抗蟲棉種，這使國欣農研會成為國內最早推廣轉基因抗蟲棉的種子銷售機構之一。

    “不要說不打藥，少打一半藥都行。”棉農出于對國欣農研會和棉花研究所的信任，1995年種植抗蟲棉將近1萬畝，其中3553畝93-4品系，在氣候不利的條件下，畝產比當地常規棉平均高74.4%，減少農藥施用50%~80%。在抗蟲棉推廣中，雖然遭遇了“抗蟲棉官司”等波折，但農民對新品種的認可，讓盧懷玉嗅到了商機——農研會是以提供優良種子和技術服務起家的，但僅滿足于當“二傳手”，沒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品種，不可能有大的作為，農研會要二次創業，必須“將棉花良種繁育作為支柱產業，集中全力搶占科技制高點”。

    棉花育種是一個非常有潛力的行業，但對一個棉農自辦的合作經濟組織來講，研發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新品種談何容易？眼光長遠，有魄力，這是國欣農研會棉花所所長徐東永最佩服盧懷玉的地方。1995年，盧懷玉頂著“抗蟲棉官司”的巨大壓力，親自帶隊去海南南繁，這也成為農研會自主科研的起點。

    1996年，農研會投資150多萬元建起1200平方米的科技樓，并完善了實驗室、微機房等配套設施；2000年，成立棉花研究所，更新復壯國欣牌系列抗蟲棉；同年，投資百萬元組建北京國欣科創生物技術有限公司，與國家863計劃轉基因抗蟲棉項目專家郭三堆合作研發抗蟲棉新品種；2002年，與創世紀轉基因技術有限公司合作成立鄭州國欣創世紀種子有限公司，從事轉基因抗蟲棉引進、生產、銷售及相關技術開發。此外，農研會還常年聘請中國農科院棉花研究所等十幾位專家擔任技術顧問。

    通過建好“內腦”，借助“外腦”，開發“合作腦”，農研會科技創新能力快速提高。自2004年培育出第一個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抗蟲棉品種至今，農研會已有13個棉花品種通過國家和省級審定，并全部擁有自主知識產權。2007年，盧懷玉參與的“棉花化學控制栽培技術體系的建立與應用”項目獲得國家科技進步獎二等獎。如今，國欣農研會已成為我國首批育繁推一體化企業中最大的棉種企業。

    取消農戶繁種，全部農場自繁

    推廣抗蟲棉，同時改變了農研會的繁種方式。

    農研會最初的成員，基本上是來自河間縣盧村棉花原種組的骨干戶，然而在“抗蟲棉官司”中，散戶繁種無法控制種子質量的弊端已露端倪。盧懷玉建議農研會取消農戶繁種，從株行圃、株系圃、原種生產到一級良種繁育，完全依靠農場自繁。

    “全國沒有先例，能成？”

    “種子繁多了，賣不出怎么辦？”

    諸如此類的質疑，在農研會內不絕于耳。“農場繁種，土地、人員、田間管理的投入都要增加，但因為是一個利益主體，能做到質量怎么有保證怎么來。”盧懷玉舉例說，棉花植株下部籽棉光照不好，上部籽棉成熟度差，自繁基地的做法是只選擇中段適合做種子的籽棉，這就確保了棉種發芽率和純度。

    1996年，農研會在河北衡水和北京大興、清河、高陽分別租地開發農場近萬畝，拉開了自辦農場繁種的序幕，此后繁種農場逐步拓展到天津、山東和新疆等地。如今，農研會的自辦繁種農場面積達8萬畝，每年向棉區輸送自繁棉種300萬公斤。

    農場建起來，由誰去管理，怎么讓管理者更關注繁種質量？經過多年摸索，農研會建起了一整套質量管理體系，所有繁種農場統一選派場長，統一規劃，統一供種，統一管理，統一采摘。河間市龍華店村村民候漢勇是農研會第一批會員，先后在清河農場和新疆擔任場長。他告訴記者，農場的土地，農研會統一去租；土地租費和職工工資，統一支付；各農場所用的品種，由會里研究決定；農場場長按天發工資，吃飯會里管。“每年按農場純收入的5%提取我的獎金。當場長第一年，我得了6000元，以后都比這次多，最多時有十幾萬元。”候漢勇說。

    隨著抗蟲棉繁種面積的擴大，農研會投資新建了良棉加工廠，初步實現了原種場、繁種場和種子加工廠三配套，并擴建種子加工車間、露天存放貨臺和種子倉庫，更新添置軋花、加工設備和檢驗、檢測儀器，新建了與國際接軌的棉花加工流水線。2003年，農研會通過ISO9000系列質量體系認證。

    “每個環節都做好，種子質量才有保證。”為了滿足棉農對于好種子的渴求，盧懷玉對于種子質量的追求近乎嚴苛。2007年，山東農場2萬多畝“中棉23”在收棉時遭遇連陰雨，種子發芽率受到影響，雖已超過72%的國家標準，但沒達到80%的企業標準。召回還是不召回，盧懷玉與創業元老們產生了嚴重分歧，最終盧懷玉拍板決定：“召回，不能讓一個棉農受損失。”歷時3個月，輾轉5省市，奔波幾千公里，農研會終于將65噸棉種全部召回。農研會因此損失了220多萬元，卻維護了品牌的信譽。

    山東聊城東昌府區鳳凰辦事處棉花經銷商劉緒森坦言：“棉種發芽、出苗不正常，是零售商最頭痛的一關，自從改為專營國欣牌棉種，煩心的事情沒有了，隨之而來的是顧客盈門。”

    依托“農研會”組建“棉委會”

    棉花是我國最晚放開走向市場的大宗農副產品之一，隨著市場的放開，小農戶面臨自然風險和市場風險的雙重夾擊，在品種與技術選擇、市場信息獲取與識別、質量控制與保障等方面處于劣勢。“棉農的弱勢地位若長期得不到化解，受損的就不僅是棉農，最終也會波及棉花全產業鏈。”盧懷玉認為，棉農合作組織為解決小農戶與大產業的不協調提供了一種可能。

    為了把農研會建設成更多棉農的“娘家”，2002年，國欣農研會在中國農村專業技術協會的支持下，建立了一個以棉農為主體的全國性專業技術組織——中國農技協棉花種植專業委員會，盧懷玉任主任委員。經過10年發展，目前會員達到6萬人，遍及全國12個棉花主產省。

    每年，棉委會都投入幾百萬元對棉農進行技術培訓：編印技術小冊子，會員人手一份；制作雙月刊《國欣橋》和植棉技術光盤，及時發給會員組長；在棉花備播和生長關鍵時期，組織專家深入田間地頭現場授課；開通24小時服務熱線，隨時解答棉農生產中的疑問，傳遞蟲情預警、市場預報等信息……

    “服務跟著種子走，從種走到收”，棉委會延續了國欣農研會這一宗旨，并通過“服務站—特派員—會員組長—棉委會會員”完善了服務網絡。2005年，農研會投資1000多萬元建起了被稱為“棉農之家”的培訓大樓，在農閑時節對會員組長進行培訓，不僅報銷往返路費、培訓免費、吃住免費，每天還發20元補助。幾年來，已有數萬名來自全國各地的棉委會會員接受培訓，成為先進植棉技術的“二傳手”。

    提到棉委會，河北廊坊會員朱少堂對一件小事記憶猶新。2006年7月24日早上8點，盧懷玉帶著專家驅車到村里講課。從朱少堂家到棉田有2里路，雨后的鄉間小路十分難走，棉田里更是泥濘不堪，盧懷玉和專家的皮鞋上、褲腿上都沾滿了泥水，但他們一點也不在意，只顧著為棉農解答難題。“講完時已近晌午，我留他們吃午飯，他們執意不肯。”朱少堂說。

    為了及時給棉農提供信息，2006年，盧懷玉組織成立了中國棉花協會棉農合作分會。這一年，農研會投資98萬元購買了5輛車，配齊了筆記本電腦、數碼相機、投影儀等先進設備，聘請中國科學院、中國農科院棉花所的頂尖專家組成小分隊，下鄉幫棉農解決生產難題。每年從6月下旬到8月中旬，專家下鄉小分隊行程13萬公里，為12個植棉區、10萬多棉農進行技術輔導。

    如今，國欣農研會已經從河間棉農的技術合作組織發展成為集棉花研究、推廣、生產、加工、經營于一體的全國性農民專業合作組織，盧懷玉也從“新鮮力量”變成了掌舵人、全國勞動模范、全國農村科普十大標兵、中國共產黨十八大代表，但到了棉花生產季節，他依然頭戴草帽在棉田中間奔波：“棉農是最實在的，如果你的工作能給棉農中用，他們就會對你有認可。跟棉農共同成長，這種自我認同和社會認同，是掙多少錢都無法與之相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