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7日上午，江蘇鹽城洪澤湖畔的農場里，皮膚黝黑的吉新耘站在水田里大聲吆喝，指揮著一百多位正彎腰插秧的婦女。

　　婦女們所插雜交水稻秧苗，有公母之分，長成后并不是用來做口糧，而是作為水稻的種子來種植。

　　在中國，常年雜交水稻種子的生產面積約在25萬畝，其中18萬畝集中在江蘇，而鹽城又集中了95%以上的面積。

　　當天吃午飯時，吉新耘宣布說：“只要活著一天，為大家討回公道的路就會一直走下去。”

　　10年前，鄉鎮農技員出身的吉新耘帶領100多位農戶，購買了南京兩優培九種業有限公司提供的“兩優培九”專利水稻品種，用來制種，秋收后由種業公司回購。

　　然而，農田實際生產情況與專利承諾的畝產和質量相去甚遠。堅持了5年后，虧欠200多萬元債務的吉新耘不得不放棄種植。接下來的5年，吉新耘等種植大戶不斷向上反映，農業部也曾就此派出調查組，成員包括謝華安、羅孝和等全國雜交水稻領域的頂級專家。

　　但一切至今無下文。據當地種植戶的自發調查統計稱，“兩優培九”自2002以年在江蘇鹽城一帶大規模推廣種植，“涉及約10萬戶次農民，造成經濟損失超過2億元”。

　　截至發稿時，本報經由公開渠道查詢到的南京兩優培九種業公司的電話一直無法接通。

　　榮譽遍身的“兩優培九”

　　本報記者調查顯示，“兩優培九” 是江蘇省農業科學院通過兩系法育成的“兩系秈型雜交稻新組合”，1999年通過江蘇省農作物品種審定委員會審定，2001年通過國家農作物品種審定委員會審定，品種獲國家植物新品種權，制種技術獲國家發明專利權。

　　作為江蘇省農科院的專利產品，“兩優培九”主要發明人是省農科院原副院長、研究員鄒江石。

　　鄒江石1962年從南京農學院（現南京農業大學）農學系畢業后進入江蘇省農科院，早年從事水稻栽培研究，1974年后轉為研究水稻遺傳育種，1990年任江蘇省農科院副院長，2004年退休。

　　據江蘇省農科院一位人士向本報介紹，鄒江石工作期間的主要成就有兩個：一是解決了近百年來爭論不休的稻作起源難題；二是培育出“兩優培九”新品種，為我國首個被科技部、農業部雙認定的超級稻品種，解決了雜種優勢與株型結合的難題。

　　此前，1960年代的矮稈種，使我國水稻產量提高了30%，1970年代培育成功的三系雜交水稻，又比矮稈水稻產量提高20%。

　　據稱，若種植得當，“兩優培九”單產比汕優63可高出100公斤左右，是中國水稻產量提升的第三次飛躍。

　　2000年，“兩優培九”被兩院院士評選為2000年中國十大科技進展新聞之首，認為對我國21世紀糧食安全具有重要意義，2003年獲江蘇省科技進步一等獎，2004年獲國家技術發明二等獎，2006年獲得國家優秀發明專利。

　　資料顯示，“兩優培九”2000年種植面積350萬畝，2002年超過2000萬畝，成為我國年種植面積最大的水稻品種。截至2009年累計超過1.2億畝，占全國兩系雜交稻種植總面積的35%以上。

　　2000年臨退休前后，鄒江石發起成立南京兩優培九種業有限公司，擔任法定代表人和總經理。

　　2002年，“兩優培九”開始在全國范圍大規模推廣，其種子大部分產于鹽城地區，吉新耘、顏大龍等則是當地的種子種植大戶。

　　“當時兩優培九種業公司給出的回收價是10元/斤，比前期暴漲5倍。我們無法抵擋這種誘惑。”吉新耘回憶說，這是當初購買“兩優培九”進行生產的重要原因。

　　“我們那時算了筆賬：向兩優培九種業公司購買種子的價格是16元/斤，每畝施2公斤，盡管前期要投入購買種子、支付專利費等費用，但兩優培九種業公司給出的這個回購價太高了，抵消成本后，利潤還遠遠超過之前免費得到種子的方式”，顏大龍對記者表示。

　　但沒過多久，吉新耘他們就改變了看法。

　　優秀專利稻種被訴“造假”風波

　　“兩優培九”的專利承諾書顯示，用來制種，“畝產可大于200公斤，純度保證98%以上（國標規定一級種子是98%）”，但根據吉新耘的調查，1998年前后“兩優培九”曾在揚州高郵地區有過1000多畝的試驗，畝產量只有40多公斤。

　　“我們嚴格按照種業公司提供的種植方法播種，種業公司也有技術員來指導，但實踐中畝產最高只有120公斤，且純度出現過50%的最低值”，吉新耘告訴記者。

　　從2002年當年種植開始就虧本，但當時吉新耘認為是種植時“經驗不足”，并沒有懷疑到種子本身的問題，“這是省農科院專家培育的，有專利，至少不會欺騙農民。”

　　但是，吉新耘之后發現，不管如何加強田間作業，畝產量以及質量與專利承諾相差越來越遠，而種業公司的收購價也一直在降低。到2006年秋收之后，吉新耘一盤點，“一共虧了200多萬，其中銀行貸款50多萬，其他來自親朋好友的借貸”。

　　2002年3月，兩家中央級媒體刊文，稱“江蘇省農科院專家通過4年努力，成功破解了超級水稻制種難題”，而破解的答案就是“兩優培九”。但吉新耘提供給本報記者的江蘇省農林廳兩份分別于2003年和004年發出的內部文件的復印件顯示，鹽城用“兩優培九”生產出了350萬公斤不合格種子，不合格率達到40%，2003年不合格率同比又增加6.7個百分點。

　　吉新耘認為，按照《種子法》規定，實際種植中出現不合格種子和對種植戶造成損失的，應由省農林評審委員會發布公報，并停止生產，但省農林廳并未發文。

　　當地種植大戶的自發調查稱，從2000年到2006年，“兩優培九”無論是產量還是質量都遠遠沒有達到專利承諾，造成經濟損失超過2億元，涉及鹽城各縣市區約10萬戶次農民。

　　種農種植的稻種，有公母之分，其中的核心技術在于母稻的樣本和基因來源（公稻種價格一直維持在2元/斤）。事發后，吉新耘通過自發調查、走訪專家、內部通道等方式，發現江蘇省農科院早就知道“兩優培九”的母本存在“人為不可改變的技術缺陷。”

　　依吉新耘所言，本報記者在《作物學報》2003年第一期上查找到鄒江石等人發表的一篇題為《培矮64S育性轉換特征及安全使用技術》的論文。文中說明三點：1、2002年起培矮64S育性轉換起點溫度達到24.4－25.5度，即為不合格的種子；2、該品種不抗27℃以上的高溫和不耐23.5℃以下的低溫；3、海南三亞南繁的培矮64S不能作為生產種子的種子使用。

　　“但兩優培九種業公司6年來提供給農民的，其母本均是培矮64S，并且正是海南島繁殖的，”吉新耘說，“我們留下了曾經購買的一袋種子，有生產地標簽作為證據。”

　　農業部調查：尚未公布結論

　　“損失慘重”之下，2006年秋收后，吉新耘停止種植“兩優培九”，并開始逐級向上反映。身為鄉鎮農技員的他認為，“兩優培九”是一起“科技造假事件”。

　　“應該說，各級政府對我們反映的情況非常重視，畢竟這涉及到三農問題”，顏大龍評價說。

　　吉新耘等首先將舉報信快遞到南京市政府，不久接到了南京市農林局的電話回復：市委羅書記（現江蘇省委書記羅志軍）很重視，做了批示并轉給我局，但你們要找的是省農科院，這是省政府直屬事業單位，建議找省農委等部門協調。

　　建湖縣農林局一位知情人士告訴記者，之后的多年，地方政府就吉新耘等人反映的情況已經清楚，但表示“無能為力”。

　　這期間，鹽城種植大戶陸士海（已去世）等人曾將官司打到南京市中級法院，與鄒江石對簿公堂，但法院在收取了原告方10萬元針對種子的鑒定費后，其公布的鑒定結果未能獲得原告方的認同。

　　“按理說，法院可以選取第三方對種子進行種植、觀察等，最后收成時再請專家作結論，但問題是作為原告，我們對第三方是誰、在哪里種植、用的什么種子、過程如何等一無所知，所以我們不服”，原告之一、鹽城當地種植大戶吳飛表示。

　　在江蘇地方尋求解決問題無果后，吉新耘開始跑北京農業部。

　　接到吉新耘等人的投訴后，2007年5月，農業部科教司計劃處的一位處長帶隊到鹽城調查這一事件，調查組成員中有謝華安、羅孝和等全國雜交水稻的頂級專家。

　　“我們如實反映情況，謝（華安）院士說，老吉，你說的情況我們都知道了，你把造成的損失告訴領導吧”，吉新耘回憶。

　　農業部調查組離開時沒有留下聯系方式，當年10月，吉新耘打電話到福建省農科院找到謝華安，謝表示，“我們專家組不對外公開表態，由農業部統一口徑，要找農業部”。

　　2008年的全國“兩會”之前，吉新耘到北京，與當年那位帶隊的處長通電話，提出見面要調查結論，“處長起初不肯見面，我心一橫說，如果沒有答復，則無法向當地農民交待”。

　　此后，在農業部附近一個小旅社，吉新耘與這位處長見了面，得到答復是：“實在無法幫忙，這個事情的結論還沒有公布。”

　　就吉新耘所說的情況，本報記者電話聯系到謝華安進行求證，至發稿時，未收到謝的回復。

　　“因為"兩優培九"身上有著太多的光環和榮譽，所以沒有哪個單位肯出面，包括農業部和地方政府。”吉新耘這樣分析他遇到挫折的原因。

　　記者獲悉，除了吉新耘等鹽城農民，江蘇省農科院原副研究員林長平也曾購買兩優培九進行生產，結果虧損300多萬元。目前林已向國家專利局提出“撤銷兩優培九國家專利”的申請。

　　此外，安徽淮安種子公司、神龍大豐種業有限公司以及南京蘇農種業有限公司等，均曾向法院起訴鄒江石以及南京兩優培九種業公司。

　　由于吉新耘多年向上反映兩優培九的問題，江蘇省高檢曾于2011年5月對他進行約談。“當時場面非常嚴肅，但我有足夠心理準備和對所舉報實情的充足證據。” 吉新耘回憶說。

　　據吉新耘說，也就在這次約談中，有人告訴他，國內雜交水稻領域的一位權威專家的助手在接待江蘇調查組時曾透露，“母本培矮64S一培育出來，就被該專家槍斃了，認為它存在高溫產量低、低溫純度差的缺陷。因此，不能在大面積田地生產中使用，尤其是在抽穗養花期間，對溫度的要求非常苛刻，否則會與實驗室存在較大差距。”

　　本報獲悉，江蘇省高院今年5月17日曾開庭審理吉新耘就“兩優培九”糾紛訴南京兩優培九種業公司一案。法院方面曾提出調解方案，吉新耘堅決不同意，要求依法判決。

　　至發稿時， 記者未能聯系到鄒江石本人對吉新耘所述情況予以證實和回應。

　　公開資料顯示，鄒江石的南京兩優培九種業公司于2000年前后成立，由省農科院全額出資創辦，經省級農業行政部門審批，推廣的水稻品種是專利，在推廣中每畝需要種農交納120元/畝的專利使用費。

　　本報調查顯示，1987年，國家啟動“863”計劃，鄒江石及其團隊的兩系法雜交水稻研究被確定為國家資助的“863”計劃生物工程中的一號專題。2004年退休后，鄒江石仍然被課題組聘用，但他“只致力于超級稻品種兩優培九的開發與推廣工作”。記者查閱到的一篇公開報道稱鄒江石的公司“取得良好經濟效益”，“累計向省農科院上交4000余萬元”。

　　南京農業大學一位不愿具名的學者指出，理論上，雜交稻種推廣是不能向種農收取專利費的，“因為種子在研發時國家給予了科研經費，農業科研機構的職責就是拿國家的財政，為農民培育更好的種子，這應該是他們的天然職責，而不應該被用來賺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