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科學時報

    “要與外資巨型種子公司抗衡，應以大制大。人為扶持幾個種子公司很可能走錯方向，因為我國大部分種子公司其實是貿易型公司，并沒有育種力量。國家不如把重金投到有育種力量的大學與研究機構，由它們育出新品種，低價供給農民。這種模式更適合中國，效率更高，受益面也會更廣。”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副院長鄭風田說。

    近一段時間以來，外資壟斷中國種業的話題成為熱點，并引起社會各界對中國糧食安全的擔憂。

    “既是挑戰，也有很大的機遇。”中國農業科學院生物技術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生物工程學會副理事長黃大?對《科學時報》記者表示，“大豆產業是我們的教訓。但我們在抗蟲棉方面已經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和經驗，實現了市場占有率的逆轉。相信在玉米、水稻上也能獲取好的成效。”

    “外資種子公司進來的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副院長鄭風田教授在接受《科學時報》記者采訪時提出不同的看法，“目前有很多混亂的聲音，明顯有太多的利益在其中。從產業安全、愛國情結角度已經有很多報道了。我覺得還應該從農民、從產業的長遠發展角度有個平衡的聲音。”

    如何與外資巨型種子公司相抗衡？鄭風田認為應該是：公益型育種機構+國家高投入=低價良種供農民。

    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

    為什么我們的大豆會形成加工市場基本上被外國跨國公司控制的局面？黃大?認為，其中有很多因素，但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國自主研發實力不夠，特別是在轉基因研究方面滯后。

    黃大?解釋說，中國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后，允許用來加工的轉基因大豆進入中國，國內加工企業都買國外的轉基因大豆，而當時我們沒有這樣的轉基因大豆。

    黃大?表示，跨國資本以非常低廉的價格占領了我國的大豆市場，就開始把價錢提高，我們失去了話語權，“我們在今后的發展中要總結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

    同時，中國還不允許國外的轉基因產品的種子在中國種植，中國農民種植的大豆還是非轉基因大豆，含油率沒有國外轉基因大豆高，農民賣不出去，工廠也不愿意要，我們的相關生產就開始萎縮。

    回顧上世紀80年代中期，黃大?表示，當時“863”計劃項目剛剛實施，國家經濟實力不是很強，只能把資金用在最需要解決的問題上，如棉花、玉米、水稻、小麥等，對于作為小雜糧的大豆，研究投入很少，導致大豆產品的落后以至如今的被動局面。

    就大豆產品來講，我國確實沒有國外品種的產油率高，但黃大?認為：“我國科研人員手中還是有很好的大豆品種，有些品種的出油率與國外相差不多，只是以前投入不夠，研究不深入。”

    對于作為成功經驗的棉花，在此前于海南舉行的首屆中國（博鰲）農業科技創新論壇上，中國農業科學院油料作物研究所所長王漢中研究員曾表示，最近幾年，我國棉花界形成了上中下游優勢互補的強強聯合，一方面避免了低效率的簡單重復，同時也加快了國產轉基因棉花新品種的培育進程和產業化力度，有效避免了被各個擊破的風險。到2008年，國產抗蟲棉的市場份額從以前的5%增加到93%，成功奪回中國棉花種業市場。

    對于大豆，之所以國外跨國公司有競爭力，鄭風田認為，主要在于國外跨國公司種植的是轉基因大豆。“如果真讓國外的轉基因大豆種子進來反倒好了，我們現在是不允許其進來。”記者了解到，現在的情況是，不允許種子進來，卻允許大豆進來，在國內大豆品種質量不高的情況下，結果可想而知。

    政府實際上也采取了不少措施，比如實施大豆振興計劃、高價收貯等，但實際效果不理想。還是農民不愿賣，加工企業不愿買，糧庫不愿收。

    早在去年5月，鄭風田就曾呼吁：“不從根本上解決國產大豆競爭力低、產量低、出油率低、價格貴等問題，天天把精力用在如何讓國家實施保護政策上，并不是國產大豆的長久生存之計，是該到了‘去妖魔化’轉基因大豆的時候了。”

    “我很早就說過。”鄭風田對《科學時報》記者表示，“應該允許東北農民種一些轉基因大豆。”

    據《經濟參考報》報道：國外品種影響大、推廣速度快，其中玉米已在我國東北等玉米主產區基本完成布局。

    如果說大豆產業的問題之一是沒有讓轉基因大豆種子進來，那么是什么原因導致了玉米產業的這種狀況？對于外資、外企，是否應該有一定的限制措施？還是完全不限制？

    對此，鄭風田回答說，大豆產業主要是加入WTO談判中放進來的；之后，沒有預警保護機制，導致整個產業倒掉了。玉米產業就要吸取教訓，要有產業安全預警機制。但不能一點兒不讓外資進來，這對農民來說不利，也會使整個產業處于“武大郎開店”的低水平狀態，不利于整個產業水平的提升。對外資的布局要進行監控，并不是要么就不讓進，要么進來后就不管的狀態。

    黃大?表示，這些玉米品種是國外的非轉基因品種，有試驗基地，因此可以進來。這家名為先鋒的美國種業公司與國內企業合作，玉米是他們的技術強項。由于他們技術力量強，我們的一些地方和公司對玉米研發的支持力度就有所減弱。合資后，實際上我們的研發力量萎縮了。

    鄭風田同時反問：“包括玉米種子，為什么農民愛買他們的種子？是沒有別的選擇，還是因為他們給農民提供的全程服務做得好？”

    對于國外玉米品種在我國帶來的競爭局面，鄭風田認為，這是好事，國內的種子公司不能光說這些外資危險，而滿足于自己的服務質量與水平低下而不提高。比如美國先鋒種子公司不僅供種，到糧食賣不出去的時候，他們還負責聯系糧庫，提供多方面的服務。有時候進來一兩個外資“攪局者”，有益于倒逼國產種子公司提升服務質量與種子質量。

    做大做強種子公司沒那么容易

    鄭風田表示，從大田糧食作物如玉米、水稻、小麥等來看，大部分還是中國的種子。

    長期以來，我國一直以糧為綱，而育種力量也一直集中在糧食作物上，導致蔬菜、水果、花卉種子與國外相比差距很大，目前蔬菜種子市場確實主要由國外種子唱主角。鄭風田說，某種程度上，作為中國最著名的蔬菜種植基地，山東壽光實際上也是外國種子的大試驗場。每年的種子博覽會，基本都是國外的種子，包括來自韓國、日本、以色列的等。

    此時，如果不讓國外的種子進來，“就把農民害苦了，把消費者害苦了，我們很少有這方面的種子，實力很弱。中國的農民用國外的好種子，然后把蔬菜賣到日本、韓國，也挺好的。反之，如果農民買不到好種子，蔬菜在國外就沒有絲毫競爭力。”鄭風田表示。

    過去，中國在育種方面有很多空白。現在，大家擔心種子貴，說一克種子一克金。鄭風田表示，國外也是這樣。種子是高科技含量的東西，比如郁金香，一粒種子的投入相當高。種子價格貴，農民如果還愿意買的話，說明這個種子種出的作物更值錢。國外的奇花異草種子價格都異常昂貴，因為育種投入很大。

    胡錦濤總書記在壽光考察時曾指出要提高我國的自主創新能力。“不能只是買國外的種子，我們也得做。但育種是個漫長的過程，生長周期長。今年，中央一號文件表示要加大對種子行業的投入，我覺得這是好事情。”鄭風田說。

    對于一些建議國家打造一批大型種子“航空母艦”的說法，鄭風田并不認同：“我對此事不看好，種子行業不是想打造就打造的。說白了，種子是大量的投入加上漫長的研究時間造就的。目前，我國不少種業公司沒有自己的知識產權品種，大部分并沒有科研能力，跟國外大的種子公司不是一個概念。”

    “種子也不是一投入資金就立即能培育出新品種的，一個新的玉米、小麥、水稻品種，從開始到全國大面積推廣，一般都需要一二十年的周期。蔬菜新品種培育會好一些，但也得十年左右。中國改革開放才多少年？”鄭風田表示。

    鄭風田認為，有些作物的育種確實就像現在買電腦，我們只能用微軟的操作系統，用英特爾的芯片。在中國做玉米，擺脫不了先鋒種子公司的影響，因為從全球來說，先鋒是玉米種子老大，壟斷了許多玉米種子資源；孟山都現在主要專注于轉基因育種，如大家熟知的抗蟲棉等；歐洲、以色列、荷蘭等國有不少知名公司專做蔬菜和花卉品種。國外種子公司一般分工很專，選擇一些有特色的種子，通過高投入育出優異品種，然后在全世界推廣。就如同國外大型制藥公司一樣，它們做出一個或幾個受知識產權保護的新品種，通過全球行銷，就能夠獲得很大利潤。沒有“萬金油”的種子公司。

    在鄭風田看來，我國的大部分種子公司應該叫貿易公司，它們或者買國外的種子，或者把科學家培育的種子拿出去賣。反倒是不少育種科研人員培育的新品種，缺乏知識產權保護，即使在市場上推廣面積很大，最后仍賺不到錢。還有些科研人員從別的國家拿來好的品種資源，跟當地的品種一配，就成了新的品種。用這樣的方法育出的新品種是很難走出國門的，因為會面臨知識產權的指控。

    中國應該有自己獨特的模式

    “目前，種子市場的困局受良種補貼的影響也很大。”鄭風田說，良種補貼本意是想讓農民用到好種子，結果出現了逆淘汰，也就是出現了不是靠種子的品質來競爭，而是靠關系競爭，甚至還出現農民買的良種補貼指定品種卻是假種子的現象，引起很大的民怨。所幸現在一些地方已經把糧農補貼搞招標指定的做法取消了，直接向農民發良種補貼款，由農民決定買什么種子。

    “農業部門和當地的種子公司其實就是‘老子’和‘兒子’的關系，所以如果讓當地的農業部門來指定種子，他們一般會選擇農業部門下屬的種子公司。最終這些公司賺到了錢，但老百姓并不一定能夠用到好品種。”鄭風田說。

    在中國，糧食種子主要是科研機構和大學在研究。國外不一樣，像先鋒、孟山都等種子公司，規模很大，每年的科研投入經費數量巨大，動輒數億數十億美元。它們雇有一大批專職科學家，培育出新品種后，再在全球推廣。

    “我國的育種不能學習美國的模式，不應該走國外大公司的路，因為國情差別太大。如果只是扶持幾個種子公司，那么到時候獲益的就是少數種子公司，對農民、對科學家都不利。”鄭風田表示，目前我國大學與科研機構有很多由國家科研經費支持的育種人員，育出新品種之后，再由國家的公益性推廣機構來推廣，這樣的機制可以讓農民用到便宜的種子。因為本身糧食的價格就很低，不能再讓農民用高價種子。這種模式比較適合中國，也是成本最低、效果最好的。

    鄭風田表示，袁隆平的“隆平高科”是由科學家領銜的，已經上市了，是另一回事。現在一般也不宜由科學家當種子公司的頭兒，一般優秀科學家的主要優勢在育種，沒有精力去做商業。如果非讓兩者兼得，這樣很可能研究也做不好，市場也做不好。而且科學家是拿政府撥的錢來育種的，應該是公益性的，再靠此賺錢并不合適，也不應該再收種子專利費。

    目前，全球種子市場基本上被幾大種子巨頭壟斷，他們往往花費大量的資金育出新品種，然后再高價賣出，收回成本。我國目前種子公司規模太小，鄭風田認為，得有中國自己的模式。

    “所以最好把巨資投給大學與科研機構，有資金保證，科研人員就會潛心育種。對科研人員也應有一套考核機制，要求他們培育優良品種。國家應把優秀的科學家養起來。”鄭風田表示。

    “現在，我國每年在育種方面的投入還是太少。”鄭風田強調。

    黃大?表示，過去10年，對于棉花來說，我國是一個轉基因產品與一家跨國公司打了一場遭遇戰。現在，我們整個轉基因育種領域面對的是六家跨國公司---他們在油菜、大豆等方面都有非常強的優勢。一些種子公司既有很好的轉基因品種，也做常規的育種，他們的營銷力量很強，一直想進來。“如果我們自己的轉基因產品進入不了生產體系，他們早晚會進入，就像大豆產業，敲開一扇門，就可能完全無法阻擋。目前，我們的后勁很足，盡管優勢還不明顯。對于轉基因種業，我們還面臨很多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