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方舟子 來源:經濟觀察報
反對種植轉基因作物的人們，并非都是由于科學上的疑慮（且不說其理由是否站得住腳），有的是出于其信仰，認為人類不應該種植“不自然”的作物。但是人類今天種植的作物，沒有一種是“自然”的，全都是人工改造過的。這個改造過程發生于大約一萬年前的新石器時代，人類開始嘗試種植糧食的時候。在種植過程中，發現有的植株有人們想要的性狀（比如產量比較高、味道比較好），于是其種子被保留下來，繼續種下去。在下一代中，又選擇“品質”最好的往下種，這樣一代代地選擇下去，就能得到“優良”品種。達爾文后來把這個過程稱為“人工選擇”。
這個過程非常緩慢。在新石器時代，“馴化”一種野生植物要花上千年的時間。1719年，英國植物學家費爾柴爾德發明了一種創造作物新品種的方法??雜交育種，把作物的不同品種進行雜交，在其后代中選育具有優良品性的品種。到了20世紀初，遺傳學的創立為作物育種提供了理論依據，植物學家用雜交育種方法創造出了許多在農業生產上有巨大實用價值的新品種，這些新品種都是自然界原先沒有的。
但是不同物種之間的雜交很難成功。在20世紀30年代，植物學家發現使用秋水仙堿能有效地克服遠緣雜種不育的難題。之后又發明了細胞質融合技術，把來自兩個物種的細胞融合在一起，從中培育出雜交后代。有了這些技術，雜交打破了物種障礙，雜交育種不再限于物種內部，兩個不同的物種之間，甚至不同的屬之間的雜交成為了可能。比如，通過把屬于不同屬的小麥和黑麥雜交，就能創造出既有小麥的高產又有黑麥的抗銹病能力的新物種小黑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一種新的育種技術??誘變育種獲得了廣泛應用。它通過使用化學誘變劑或輻射來誘發種子產生基因突變，從中篩選出具有優良性狀的新品種。比起雜交育種，誘變育種更加“不自然”，因為它直接改變生物體的遺傳物質，創造出了新的基因。
這些方法都屬于經典育種技術，育種學家在使用這些技術時，其實是相當盲目的，并不知道他們給植物新品種引入了什么基因。從遺傳學誕生日起，人們就夢想著有一天能夠直接而精確地改變生物體的基因，或者說，對生物體實施“遺傳工程”。這只有在分子遺傳學誕生以后，才成為可能。
第一次遺傳工程是1971年在美國斯坦福大學的生物學家伯格實驗室完成的。他們把噬菌體λ的DNA片段插入猿猴病毒SV40的基因組，首次在體外將來自不同物種的DNA重組起來。這個重組DNA分子由于含有哺乳動物病毒序列，有可能被結合進哺乳動物細胞的染色體中；又由于含有噬菌體λ序列，有可能在細菌（例如大腸桿菌）中擴增。
雖然由于許多人擔心擴增含有病毒序列的大腸桿菌的危險性使得伯格中斷了進一步的實驗，但是伯格實驗已為未來的遺傳工程繪制了藍圖：用細菌擴增重組DNA，并把重組DNA引入生物體中。
伯格在1971年6月冷泉港會議上首次報告其實驗結果時，就引起了分子生物學家們的擔憂：伯格采用的病毒SV40是一種致癌病毒，這種研究有可能培育出攜帶致癌基因的重組大腸桿菌，由于人體腸道內就生長著大腸桿菌，一旦重組大腸桿菌從實驗室中逃逸，就有可能在人群中傳播它們所攜帶的致癌基因。1973年1月22－24日在加州阿斯洛馬舉行會議討論了重組DNA技術的危險性問題。
這一年的3月份，波義耳、科恩實驗室大大改進了重組DNA技術，成功地進行了“分子克隆”。他們采用細菌的質粒作為重組DNA的載體。質粒是一種環形的DNA分子，攜帶著能抵抗抗生素的基因，一旦進入細菌細胞中，就能自動大量地復制，并表達被重組進去的基因。這個實驗進一步引起了分子生物學家們的擔憂。美國科學院建立了一個專門的委員會，由伯格任主席，在1974年同時給《美國科學院院刊》和《科學》寫了一封信，建議分子生物學家自愿地暫停重組DNA實驗，召開一次討論會討論重組DNA技術潛在的危險性。會議于1975年2月24－27日在阿斯洛馬舉行，衡量了重組DNA技術的潛在危險，建議繼續從事這方面的研究，同時應采取措施降低實驗的危險性。1976年6月23日，美國國家衛生院在阿斯洛馬會議所提出的建議的基礎上，公布了重組DNA研究規則。與此同時，歐洲國家也制定了類似的規則。
阿斯洛馬會議之后，科學界有關重組DNA技術的爭議告一段落，但是在媒體的煽動下，公眾中卻出現了恐慌。人們擔心重組DNA實驗會創造出新的病原體，引發致命流行病，會創造出難以控制的怪物，會被用于改變人類基因組，導致“優生學”運動等，其中最主要的是擔心會從重組DNA實驗室逃逸出新的病原體。這種恐慌在1976－1977年間達到了頂峰。就在美國國家衛生院公布重組DNA研究規則的同一天，麻省劍橋市市長針對哈佛大學擬建一個用于重組DNA技術研究的新實驗室，舉行了一次聽證會，然后禁止哈佛大學建造實驗室。在經過了幾個月的爭論之后，市政委員會聽從專家的意見，推翻了市長的決定，同意建造該實驗室。與此同時，參議員愛德華?肯尼迪抨擊科學家們想要自我管理重組DNA研究，舉行國會聽證會打算通過立法限制重組DNA研究。1977年，美國科學院舉行大會時，示威者舉著反科學牌子沖進會議室，搶奪話筒。國會又多次舉行聽證會，并提出多項法案嚴厲限制重組DNA研究。美國科學界在美國科學院的領導下奮起抗爭，沒有一項這樣的法案獲得通過，而到了1978年底，這場媒體和立法恐慌就基本平息了。
為什么這場恐慌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獲得平息？通過舉行一系列的評估會議，科學界出示了大量的證據，讓公眾們相信，只要遵循國家衛生院制定的規則，重組DNA技術就是安全的。同時，科學界也讓公眾們明白，以重組DNA技術為代表的遺傳工程不僅能夠幫助科學家們從事生物醫學方面的基礎研究，而且有著與公眾切身利益息息相關的應用前景。
這些應用前景包括：將人的基因重組進細菌質粒，讓細菌大量地生產具有重大醫療價值的生物制劑；改良農作物，使它們能抵抗蟲害、疾病或具有固氮能力；檢測、治療人的遺傳病。生物學家們很快用實驗結果表明他們并不是在開空頭支票。1977年秋天，波義耳實驗室用重組細菌合成人生長激素抑制素，證明了用細菌合成人體蛋白質是可能的。1978年，Genentech公司的科學家首先把人胰島素基因克隆進大腸桿菌，并成功地讓大腸桿菌合成人胰島素。1979年和1980年，人生長激素和人干擾素也先后在重組細菌中合成出來。1982年，重組人胰島素成為第一種獲準上市的重組DNA藥物。
1980年，分子生物學家首次把外源DNA結合進了植物細胞中。由于從一個植物細胞就可以克隆出一株植物，那么這個結果意味著人們很快就可以培育出轉基因植物。3年后，第一種轉基因植物（一種攜帶了抵抗抗生素基因的煙草）誕生了。1985年，能抗蟲害、病害的轉基因作物開始了田間試驗。1992年，中國種植了世界上第一批商用轉基因作物??轉基因煙草。1994年，市場上首次出現了轉基因食品，一種軟化緩慢的西紅柿。
目前，轉基因作物已得到廣泛的推廣、栽培和使用。最常見的是轉入抗除草劑基因，這樣的轉基因作物可以抵抗普通的、較溫和的除草劑，因此農民用這類除草劑就可以除去野草，而不必采用那些毒性較強、較有針對性的除草劑。其次是轉入抗蟲害基因，用得最多的是從蘇云金芽孢桿菌克隆出來的一種基因，有了這種基因的作物會制造一種毒性蛋白，對其他生物無毒，但能殺死某些特定的害蟲，這樣農民就可以減少噴灑殺蟲劑。轉基因技術也可用于改變食物的營養成分，例如減少土豆的水分，這樣炸出來的土豆片更脆；降低植物油中的不飽和脂肪酸，能延長儲存期限；消除蝦、花生、大豆中能導致過敏的蛋白質，這樣原來對蝦、花生、大豆過敏的人也可以放心地吃它們了。通過轉基因技術讓水稻變成“金大米”，制造胡蘿卜素（在人體內變成維生素A），有助于消滅在亞洲地區廣泛存在的維生素A缺乏癥。轉基因技術可提高稻米中鐵元素的含量，以減少以大米為主食的人群當中常見的貧血癥，也可提高稻米的蛋白質含量。在研究、開發中的其他項目還包括用轉基因技術讓作物具有抗旱、固氮、抗病能力等。
由于轉基因作物的巨大優勢，推廣非常快。全球已有25個國家批準了24種轉基因作物的商業化種植，種植面積由1996年的170萬公頃發展到2009年的1．34億公頃，14年間增長了79倍。其中最常見的轉基因作物是轉基因大豆、棉花、玉米、油菜。轉基因大豆已經占全球大豆種植總面積的72%，轉基因棉花占全球棉花種植總面積的47%。美國是轉基因作物最大的生產國，轉基因玉米、大豆、棉花都占種植面積的80％以上。美國也是轉基因食品最大的消費國，在美國市場上，大約70％的食品含有轉基因成分。
但是在轉基因作物迅速推廣的同時，社會上也出現了反對的聲音。和重組DNA藥物的推廣不同的是，反對推廣轉基因作物的呼聲不僅沒有很快平息下去，反而在“環保組織”、政客的推動下，愈演愈烈，并時不時地引起社會恐慌。
生物學界對轉基因作物的危害性本來并不存在爭議。1998年情況有了變化，蘇格蘭一位名叫普茲太（Ar－mandPutztai）的免疫學家，在英國電視上接受采訪時聲稱，根據他的研究結果，轉基因土豆對老鼠有毒，能損害老鼠的內臟和免疫系統。這個節目播出后，在英國乃至整個歐洲都引起了轟動，輿論大嘩，人們紛紛懷疑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普茲太的實驗結果之后被反對轉基因作物的活動家反復提及，是反對轉基因的一個“經典”研究。那么，這項研究的實質究竟是怎樣的呢？
普茲太用的是轉入了來自雪花蓮的凝集素基因的土豆。凝聚素是一類能夠讓血液中的紅細胞凝聚起來的蛋白質。許多植物都能制造凝集素，昆蟲吃了它，會被殺死，所以可以用它來殺害蟲。但是許多種凝集素對人和哺乳動物也有毒副作用，因此在生產上比較少使用。不過也有例外，人們發現，雪花蓮的凝集素有很強的殺蟲作用，但是對人和哺乳動物無毒，因此有人往土豆轉入雪花蓮凝集素基因，制造出能抗蟲害的轉基因土豆。這種轉基因土豆在上市之前，必須確認它無毒。普茲太的工作就是研究它究竟有沒有毒性。他向老鼠喂食這種轉基因土豆，發現老鼠的消化道出現了病變的跡象 （胃粘膜變厚、腸道小囊變長等），于是得出結論說這是轉基因食物所導致的。
普茲太在電視上宣布他的實驗結論的時候，他實際上還沒有完成全部實驗。按照科學界的慣例，他應該在完成實驗之后，寫成論文，經過同行審稿通過，在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然后才向大眾媒體宣布他的發現。普茲太所在研究所的領導見他違背學術規范，向公眾提前公布未成熟的實驗結果，并引起不必要的恐慌，認為他敗壞了研究所的名聲，決定給他處以停職的處罰，后來又強迫他退休。
普茲太當時已經68歲，本來也該退休了，但是在這種情況下強迫他退休，就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是因為他發表了不同的學術觀點而受到迫害。普茲太從此被反對轉基因的人士當成了敢于反抗黑暗的科學界的英雄人物。
英國王家學會當即對普茲太的實驗結果進行了調查，指出這項實驗的設計和操作都存在問題，得出結論說，如果根據這項實驗認為轉基因食物會危及健康，將是錯誤的。許多生物學家也對普茲太實驗提出了批評。普茲太的實驗存在的問題包括：試驗的動物太少，不足以得出有統計意義的結果；缺乏合適的空白對照；以及用于喂養老鼠的膳食營養結構不平衡，而后者也可能導致觀察到的病變。我們做實驗應該有一個對照，一模一樣的兩組老鼠，一組喂轉基因土豆，一組喂同一品種的非轉基因土豆，結果再來比較，看看有什么差異才能說明問題。而他并沒有用同一品種的土豆做對照，用的是另一品種的土豆。兩種土豆的成分本來不一樣，那么，吃這兩種不同土豆的老鼠的身體有不同的變化，我們就不知道是不是由于轉基因引起的，還是別的成分差異引起的。
值得指出的是，普茲太用生土豆喂老鼠，而人們一般只食用煮熟的土豆，食物中的有毒成分在加熱后往往就不再具有毒性。生土豆本來就含有一種叫做龍葵素的有毒物質，對胃腸道黏膜有較強的刺激性，還能麻痹神經和導致血細胞溶血。而且，吃生土豆很不容易消化，有可能讓老鼠的胃腸出現類似的病變。因此，有很多因素可以用來解釋普茲太所觀察到的現象，并不能歸結為就是轉基因引起的。
第二年，普茲太把論文提交著名的醫學刊物《柳葉刀》發表。多數審稿人都對之提出批評，認為該論文的質量沒有達到發表要求。《柳葉刀》編輯部解釋之所以決定發表這篇論文，是因為它已引起了公眾關注，干脆公開出來讓大家看個究竟，并不意味著認同其結果。但是后來那些反對轉基因的人反而說，《柳葉刀》作為權威的醫學刊物都發表了這篇論文，可見它是沒有問題的。普茲太研究的那種轉基因土豆并沒有上市，即使他的研究沒有問題，也無法說明已上市的其他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就有問題。其他研究組的研究結果得出了與普茲太不同的結論，有多項研究表明，轉基因土豆、轉基因西紅柿和轉基因大豆對動物的健康和生理活動都無影響。
在普茲太事件之后，媒體和學術期刊上偶爾還會出現類似報道，稱轉基因食品對實驗動物造成損傷。但是這些報道都很有爭議，未能獲得權威機構的認可。例如，2005年5月22日，英國《獨立報》披露了轉基因食品巨頭“孟山都”公司的一份秘密報告。據報告顯示，吃了轉基因玉米的老鼠，血液和腎臟中會出現異常。這則報道引起了許多人對轉基因食品安全性的擔心。根據孟山都公司就此事發表的聲明和提供的相關資料，所謂“血液變化和腎臟異常”其實指的是血液成分和腎臟大小的差異，而它們都在正常范圍內，并非病變。孟山都公司雖然聲稱由于商業秘密問題無法公布實驗結果全文，但是在申請上市時，全文已提交政府有關部門審核，并獲得通過。
在轉基因食品安全問題上，并不存在別人無法重復的秘密實驗。不管孟山都愿不愿公布結果，其他實驗室都完全可以重復、驗證孟山都的實驗結果。對這種轉基因玉米MON863，澳大利亞新西蘭食品標準局（FSANZ）在2003年做過安全性評估，結論是：“在評估MON863玉米時，未發現潛在的公共健康和安全問題。根據現有申請所提供的數據以及其他途徑得到的信息，源于MON863的食品可被視為與源于其他玉米品種的食品同樣安全和有益健康。”該評估報告特別指出，這類抗蟲害轉基因作物1995年起就已在美國種植、食用。
人們除了擔心吃轉基因食品會對身體健康有害之外，還擔心種植轉基因作物會危及生態環境。抗蟲害轉基因作物分泌的毒性蛋白，除了毒死特定的害蟲，有沒有可能也毒死其他生物？我們給作物轉入抗蟲害基因是為了抗害蟲，例如培育抗蟲害轉基因玉米是為了保護玉米的葉子不讓害蟲吃，但是如果這種玉米的花粉飄落到周圍的雜草上，那些不算害蟲的昆蟲，比如說大斑蝶在吃雜草時把玉米花粉也吃進去，會不會把它們也毒死了呢？如果會的話，轉基因玉米的花粉就可能會對生態環境造成一定的破壞。
1999年5月，美國康奈爾大學洛希實驗室向英國《自然》雜志報告說，他們用沾有抗蟲害轉基因玉米花粉的草葉喂養大斑蝶的幼蟲，發現這些毛毛蟲生長變得很緩慢，死亡率高達44％。這項研究成了反轉基因技術的人士反復引用的“經典”研究，他們認為轉基因玉米是大斑蝶數量減少的罪魁禍首。但是這個研究結果也備受非議，被揭露出來的問題包括：別人無法重復其實驗結果，實驗用的大斑蝶幼蟲被強制只喂食沾轉基因玉米花粉的草葉而沒有其他選擇，以及實驗用的轉基因玉米花粉含量過高。
2000年起在美國三個州和加拿大進行的田間試驗都表明，抗蟲害轉基因玉米的花粉并沒有威脅到大斑蝶的生存。在實驗室里用這類花粉喂大斑蝶的幼蟲，也沒有發現影響其生長發育。根據美國環境保護局的估計，草葉表面上轉基因玉米花粉的數量達到每平方厘米150粒時，也不會對昆蟲造成危害；而在田野中，草葉表面所沾的玉米花粉數量只有每平方厘米6到78粒。而且玉米的花粉非常重，擴散不遠，在5米之外，平均每平方厘米的草葉上只有1粒玉米花粉。因此在自然環境中，轉基因玉米花粉不會危害大斑蝶幼蟲。大斑蝶數量減少的原因，更可能是過度使用農藥和破壞了它的生態環境。種植抗蟲害轉基因作物恰恰可以減少農藥的使用，有利于保護生態環境。
還有一項研究表明，抗蟲害轉基因玉米的根部能分泌毒性蛋白，可能會在土壤中累積起來危害其他生物。這項研究做法是，將玉米長在培養液中，從培養液提取毒性蛋白喂養天蛾幼蟲。其他研究者發現，如果將玉米長在土壤中，其根部分泌的毒性蛋白會迅速被降解掉，而失去了毒性。顯然，對抗蟲害轉基因作物對其他生物的影響值得進一步研究，但應該盡量接近自然環境，才有說服力。
反對轉基因作物的人士還提出了所謂基因滲透或基因污染的問題。例如，轉基因作物的花粉被風或昆蟲帶到野草的花中，會不會使抗除草劑或抗蟲害基因轉入野草中，使得野草也有抗除草劑或抗蟲害的能力？如果兩個物種之間親緣關系很遠，是不可能雜交的，因此這種可能性極低。2001年2月英國《自然》雜志發表了一項在英國進行的長達十年的研究結果，發現轉基因土豆、甜菜、油菜和玉米并沒有將基因污染給周圍的野草。
但是如果兩個物種親緣關系很近，或者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例如染色體數目相同），則有可能產生基因交流。因此，人們擔心轉基因作物的基因會“污染”其同種非轉基因作物，特別是其野生的親緣物種。這種擔心有一定的道理，在學術界也很受重視。
2001年11月，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兩名研究者在《自然》雜志發表一篇論文，宣布在墨西哥的玉米中發現了轉基因玉米的一段“啟動子”序列和基因序列。由于墨西哥是世界玉米多樣性的中心，這個發現引起了很大的關注。反科學組織據此宣稱墨西哥的玉米?被轉基因玉米“污染”。許多專家對這篇論文提出了批評，指出他們發現的“啟動子”序列是他們采用的實驗技術導致的人為假象，而那段“外源”基因序列在玉米中本來就有。墨西哥小麥玉米改良中心對全國各地采集來的玉米樣本進行檢測，都沒有發現“基因污染”。2002年4月《自然》雜志發表社評認為，回過頭來看這篇論文的結果不能成立，本來就不該發表。
“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還沒有定論”，這是媒體上常見的說法。這個說法是不準確的。國際權威機構都一致認定，目前被批準上市的轉基因食品是安全的。2002年，非洲南部一些國家的政府就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問題向聯合國咨詢，聯合國在8月27日發表聲明說：“根據來自各國的信息來源和現有的科學知識，聯合國糧農組織、世界衛生組織和世界糧食計劃組織的觀點是，食用那些在非洲南部作為食品援助提供的含轉基因成分的食物，不太可能對人體健康有風險。因此這些食物可以吃。這些組織確認，至今還沒有發現有科學文獻表明食用這些食物對人體健康產生負面作用。”在有關轉基因食品的問答中，世界衛生組織指出：“當前在國際市場上可獲得的轉基因食品已通過了風險評估，不太可能對人體健康會有風險。而且，在它們被批準的國家的普通人群中，還沒有發現食用這些食物會影響人體健康。”
當前對轉基因作物、轉基因食品的指責和擔憂，其實是在某些極端組織的有意誤導之下，由于普通公眾對生物學知識的缺乏，而出現的社會恐慌。圍繞它的爭論，并無多少的科學含量，很難再稱得上是一場科學爭論。
在這些反對一切生物技術的反科學極端組織中，影響最大的是“綠色和平”組織。“綠色和平”的創始人之一、前主席帕特里克?摩爾在與該組織決裂后，反思說：“環保主義者反對生物技術、特別是反對基因工程的運動，很顯然已使他們的智能和道德破產。由于對一項能給人類和環境帶來如此多的益處的技術采取絲毫不能容忍的政策，他們實現了斯瓦澤的預言（即環保運動將走向反科學、反技術、反人類）。”不幸的是，普通公眾并不總能認識到這一點，許多人把這些極端組織視為社會正義的化身，信任它們的程度超過了信任國際權威機構。
更不幸的是，普通公眾通常缺乏評價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所必需的科學素質。許多人擔心吃了轉基因食品會把自己的基因轉掉，甚至攻擊轉基因食品會讓人“斷子絕孫”。他們顯然是害怕轉入轉基因作物中的那段外源基因在被食用后會跑進體內，把人體基因也給轉了。這種擔心是很荒唐的。所有生物的所有基因的化學成分都是一樣的，都是由核酸組成的。不管轉的是什么基因，是從什么生物身上來的，它的化學成分也和別的基因沒有什么兩樣，都是由核酸組成的。這個基因同樣要被消化、降解成小分子，才能被人體細胞吸收。所以這個外源基因是不會被人體細胞直接吸收、利用的。
國際上有一位反對轉基因技術的重要人物對此很不以為然，曾在一本反對遺傳工程的著作中聲稱“食物中的基因能被人體利用”。如果這種可能性存在的話，我們不應該僅僅擔心人體會吸收、利用了被用來做轉基因的那個基因，也應該擔心人體會吸收、利用了食物中成千上萬個其他的基因。因為所有基因的化學成分完全一樣，如果人體有可能吸收、利用某個外源基因，也就可能吸收、利用其他外源基因。那樣的話，我們吃任何食物，都有可能被轉了基因！既然我們在吃其他食品時從來就不擔心里面的基因會跑到我們體內，為什么偏偏要擔心轉基因食品呢？
有人要求保證轉基因作物百分之百安全、絕對沒有風險才能種植、供食用，這種要求是完全不合理的。轉基因技術就像所有的技術，同樣有可能帶來風險。經常被提及的比較可能發生的風險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健康方面的風險。轉基因作物往往是過量地制造某種外源的蛋白質，如果該蛋白質是對人體有害的，當然不宜食用。如果它是過敏原，也可能讓某些特定的人群出現過敏。另一種是生態方面的風險。例如，人們擔心轉基因作物的基因會“污染”其同種非轉基因作物，特別是其野生的親緣物種。
但是風險并不等于實際的危險。轉基因作物的風險是可以控制的。為了避免健康方面的風險，對人體有害的蛋白質和已知的過敏原不會被用于制造轉基因作物。在轉基因食品上市之前，都按要求做過試驗檢測其安全性。一般是先做生化試驗檢測，看看轉基因作物與同類作物相比，在成分方面出現了什么變化，這些變化是否有可能對人體產生危害，然后做動物試驗，看看轉基因食品是否會對動物的健康產生不利的影響。這其實是檢測食品安全性的常規做法，不只是對轉基因食品才如此。如果不信任這一常規方法，那么是不是也應該質疑其他食物的安全性？為了避免生態方面的風險，許多專家建議對轉基因作物的栽種范圍作出一定限制，例如不要在有野生的親緣物種的地區種植相應的轉基因作物。
轉基因技術與傳統育種技術相比，有其獨特性，比如，它可以打破物種的界限，將動物、微生物基因轉入植物中。但是，不同物種的基因的化學性質都是一樣的，調控機理也相似，所以這種操作并不會產生什么 “違背自然規律”的怪物。從總體上來說，轉基因技術仍是傳統的育種方法的延伸，只不過比傳統育種技術更為精確，更有目的性，更容易控制而已。轉基因作物所面臨的健康、生態問題，傳統作物同樣也有。例如，有的用雜交方法培育的土豆新品種，就含有高含量的毒素，會對人體造成傷害。用傳統方法培育的新品種的基因同樣有可能“污染”其野生的親緣物種。正如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FDA）的報告指出的：“FDA沒有發現也不相信，正在開發中的、用于作為食品和飼料的新作物品種一般會帶來安全或管理問題。”歐盟委員會的報告也指出：轉基因作物并未顯示出給人體健康和環境帶來任何新的風險；由于采用了更精確的技術和受到更嚴格的管理，它們可能甚至比常規作物和食品更安全。
的確，轉基因技術在某些方面要比傳統的育種方法更安全可靠。傳統的育種技術無法控制某個基因在哪里和如何表達，同時改變了許多基因（對此我們往往一無所知），難以檢測產物對環境的影響，并且可能培育出有害健康的性狀 （對此我們可能一時無法覺察）。而轉基因技術可以準確地控制基因的表達，只動了一個或少數幾個我們已知其功能的基因，容易檢測產物對環境的影響。人們既然并不擔心傳統育種技術會造成危害，為何卻要對轉基因技術吹毛求疵？
事實上，已上市的轉基因食品不僅是安全的，而且往往要比同類非轉基因食品更安全。種植抗蟲害轉基因作物能不用或少用農藥，因而減少或消除農藥對食品的污染，而大家都知道，農藥殘余過高一直是現在食品安全的大問題。抗病害轉基因作物能抵抗病菌的感染，從而減少了食物中病菌毒素的含量。化學農藥的過度使用，是當前破壞環境的主要因素。推廣抗蟲害轉基因作物，可以大大減少甚至避免化學農藥的使用，既減輕了農藥對環境的污染，又減少了用于生產、運輸、噴灑農藥所耗費的原料、能源和排出的廢料。2005年4月29日，《科學》雜志發表中美科學家合作完成的論文 《轉基因抗蟲水稻對中國水稻生產和農民健康的影響》指出，轉基因抗蟲水稻比非轉基因水稻產量高出6％，農藥施用量減少80％，節省了相當大的開支，同時還降低了農藥對農民健康的不良影響。中國每年有大約5萬農民因為使用農藥而中毒，其中大約有500人死亡。
當前已大規模種植的轉基因作物主要是抗除草劑和抗蟲害品種，它們能減少農藥的使用，降低生產成本，增加產量，主要是對農民、環境有益，對消費者的好處還不是那么直接。新一代的轉基因作物能改變食物的營養成分，將會讓消費者更切身地體會到其好處。就像普通公眾當初由于從重組DNA藥物獲益而迅速消除了對重組DNA技術的恐慌一樣，也許新一代轉基因作物的出現，也能讓人們更普遍地接受轉基因食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