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跨國種業企業看到中國的廣闊市場前景和優良的法治環境，愿意將優良品種引入中國，與國內種業企業在研發、生產、經營上開展廣泛的合作。
質疑
與此同時，海外品種權人因為中外法律差異，無法用足用全法律手段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在生產經營過程中質疑我國逐步改善的植物新品種保護的法治環境。
出現這種問題的原因是紛繁復雜的，當前種業侵權成本和違法代價低，而維權成本高、效果不佳的現象和問題是客觀存在的，但因為中外法律差異，海外品種權人不熟悉中國法律，無法運用現有法律手段進行品種的行政、民事、刑事綜合保護也是造成這一問題的主要原因。
什么是海外品種權人？
海外品種權人指的是依據中國的法律，向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農村部植物新品種權保護辦公室申請并獲得品種權證書的海外企業。海外品種權人不包括依照中國法律設立的外商投資企業，因為這些企業本質上是中國企業。
海外品種權人維權途徑？
海外品種權人在華經營種子主要采取直接經營或者與國內種業公司合作經營的方式。發現品種權侵權后，如果以海外品種權人自己的名義開展維權活動，需要委托給代理人辦理；如果是以利害關系人開展維權活動，特別是植物新品種權的普通許可和排他許可人，往往需要海外委托授權。而這類委托和授權行為大多發生在域外，必須遵守域外證據的公證和使領館認證程序。主體關系不清、公證和使領館認證程序的瑕疵、維權主體選擇的策略均關系著維權活動的成敗。
因此，開展高質、有效的維權活動離不開海外品種權人科學、合法的設計域外委托授權文本。
如何設計合適的維權方案？
Tip1
選擇合適的維權主體
原因：海外品種權人多為大型跨國企業，在國內分、子公司眾多，與國內種業公司合作又設立了合資公司，業務關系錯綜復雜。品種權侵權糾紛發生之后，海外品種權人授權給非品種權利害關系人的分、子公司，導致維權主體不符合中國法律要求，在要求行政保護和民事保護過程中被拒絕，刑事保護中，只能基于犯罪的發現人有權利和義務舉報，而非基于品種權受害人的身份。
注意事項①
海外品種權人在國內生產和經營種子，在商業模式上有3個選擇：
注意事項②
海外品種權人的利害關系人在得到授權的基礎上可以以自己的名義開展維權活動：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侵犯植物新品種權糾紛案件具體應用法律問題的若干規定》第一條規定：植物新品種權所有人（以下簡稱品種權人）或者利害關系人認為植物新品種權受到侵犯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前款所稱利害關系人，包括植物新品種實施許可合同的被許可人、品種權財產權利的合法繼承人等。獨占實施許可合同的被許可人可以單獨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排他實施許可合同的被許可人可以和品種權人共同起訴，也可以在品種權人不起訴時，自行提起訴訟；普通實施許可合同的被許可人經品種權人明確授權，可以提起訴訟。
Tip2
不同維權委托模式下的問題
由于植物新品種權的侵權糾紛具有專業性和復雜性，海外品種權人及利害關系人在維權過程中，尤其是民事訴訟中大部分會委托律師進行辦理，還有一部分會委托內部法務人員進行辦理。這兩種情況都需要進行委托授權。
此外品種權獨占、排他、普通許可方式下會存在海外品種權人給利害關系人的維權委托，還存在利害關系人委托代理人辦理的情況。
1. 海外品種權人直接委托代理人的情況下，如果委托內部員工參加訴訟活動，員工就需要提交社保記錄憑證、工資憑證或者其他能證明其身份的證據。這些證據均為域外證據，還需經過公證和使領館認證程序。如果海外品種權人委托的是利害關系人的員工，尤其是與國內公司組成的合資公司的員工參與訴訟活動，因為這些員工本質上不是海外品種權人的員工，也就不能代表海外品種權人參加訴訟活動。如果委托律師，在特殊情況下進行轉委托，還需要海外品種權人的同意或追認，而這一過程依然要經過公證和使領館認證，確保委托滿足合法的形式要件。
2. 利害關系人委托代理人的情況下：
如果發生委托授權混亂，違返法律規定，會導致委托無效情況的發生。
注意事項
實踐中，海外品種權人要區分實際情況，科學地設計委托文本。
作為排他和普通許可的利害關系人直接參與訴訟活動，時刻要注意兩點：一是證明自己是利害關系人；二是要證明海外品種權人在訴訟維權活動中的意思表示。
很多人可能難以理解，認為有海外品種權人的維權委托，為什么還要證明利害關系人。排除司法解釋的明確要求外，在知識產權維權領域，并不是權利人之外的任何人都可以提出維權活動，尤其是以自己的名義提出。品種權的利害關系人指的是在實際的生產經營活動中實施了植物新品種權而獲得了法律賦予的維權資格。根據他與植物新品種權實施的緊密聯系程度，法律設定了獨占、排他、普通許可3種方式，并規定各自模式下利害關系人參與訴訟的條件。簡單地說，這種資格的獲得是基于實施他人品種權，而并非維權委托所能給予的。
討論：在普通許可模式下，海外品種權人如果委托了普通許可的被許可人進行訴訟維權，普通許可被許可人再委托律師進行代理是否存在轉委托情況，是否還需要海外品種權人對普通被許可人委托律師的授權？
本文觀點：根據最高院的司法解釋，植物新品種權的普通許可人在滿足了普通許可和維權委托的兩項證明條件后，是可以以自己的名義進行維權活動。品種權普通許可的被許可人委托律師進行代理訴訟，被代理人是作為利害關系人的普通許可人，并非是海外品種權人，故不需要再次獲得海外品種權人的同意或追認。
Tip3
域外文書公證及使領館認證問題
海外品種權人發現國內市場上存在侵犯植物新品種權的行為，有維權需求時，不管是基于民事委托代理還是基于植物新品種權利害關系人授權，都存在權利文書域外授權的問題。（詳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十六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涉外民事訴訟程序的特別規定》第五百二十三條）
在實踐中，域外文書認證有三種形式：
1）常規情況下需通過公證后，然后通過我國駐該國使領館進行認證。
2）我國與一些國家通過互助司法條約確定了特定文書的免除認證義務。
3）與我國沒有建立外交關系的，須由與我國有外交關系的第三國駐該國使領館證明，再轉我國使領館證明。
注意事項
海外品種權人在國內維權過程中關于主體身份證明及民事代理委托或利害關系人維權的委托授權需要按照法律規定辦理域外證據公證和使領館認證程序。在具體的維權案件中，如果沒有嚴格按照以上程序形成域外證據，會因為缺少域外證據的形式要件而無法被采納。
Tip4
維權主體模式直接影響維權效果
植物新品種侵權發生后，海外品種權人作為被侵權人主張賠償數額有4種方式：
1）被侵權人因侵權所遭受的損失；
2）侵權人因侵權所得的利益；
3）參照植物新品種權實施許可費合理確定賠償數額；
4）法官根據案情酌定在三百萬元以內進行判決。（詳見《中華人民共和國種子法》第七十三條）。
這4種關系并非并列選擇關系，而是存在先后順序，如果海外品種權人能夠采取前一方式進行舉證證明賠償數額，法院不應采取下一方式予以判決。
在品種權許可模式下，海外品種權人一方面可以主張參照品種權的許可費用進行判決；另一方面品種權的利害關系人可以主張參照自己的損失進行判決。海外品種權人對維權主體模式的選擇會在訴訟中產生維權結果的差異。（詳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侵犯植物新品種權糾紛案件具體應用法律問題的若干規定》）
實例：在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提字第26號植物新品種權再審案件中確定了以被侵權人審計報告中種子的單位利潤乘以侵權數量計算侵權人獲得利益的計算方式。該案涉案品種為玉米種子先玉335，品種權人為先鋒國際良種公司；而品種權的被授予人為敦煌種業先鋒良種有限公司。
本案中敦煌種業先鋒良種有限公司是植物新品種權的普通許可人，也是品種權的利害關系人。如果訴訟主體不是敦煌種業先鋒良種有限公司，而是海外品種權人先鋒國際良種公司，基于品種權許可費用主張賠償就會遠低于利害關系人基于其所遭受的損失的賠償金額，因為商業的慣例大多是品種權許可費用遠低于實施品種權所獲得的商業利潤。
結語
海外品種權人遵守中國的法律規定進行有效的授權和委托是品種權保護工作開展的前提條件。任何法律主體的混淆，委托和授權文本內容的設計違反法律規定或沒有按照要求對域外法律文書開展公證和使領館認證會導致維權主體不適格或相關域外證據不被采納。
在維權效果上，要根據現有證據優化待證事項，設計維權最佳方案也同樣涉及到海外品種權人在維權委托和授權中的考量。海外品種權人發現侵權行為后，要避免中外法律差異，尤其是要遵守知識產權在委托和授權中的特殊規定，提供維權主體適格的證明材料，用足用全法律手段開展綜合的維權活動，取得良好的維權效果。
● 本文選自《海外植物新品種權人在維權委托中存在的問題及完善建議》
● 作者：何美群 楊雄 程丁卯
● 單位：山西財經大學經貿外語學院/科迪華農業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安慶師范大學法學院
● 刊于《中國種業》2020年第5期7-11頁 轉載請注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