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新品種保護專家熱議種子法修訂|一條變一章，突顯新品種保護重要性 

      農民日報記者 李國龍

      “品種是種業發展最核心的競爭力， 植物新品種保護納入種子法， 不僅有利于提高植物新品種保護工作的力度， 還可提高鼓勵創新尤其是原始創新的積極性， 使我國種業發展具有可持續的創新能力。” 四川省農科院作物研究所、 農業部植物新品種測試 （成都） 分中心副研究員余毅說。

      山東省農科院作物所、 農業部植物新品種測試 （濟南） 分中心研究員李汝玉告訴記者， 非主要農作物品種登記制度是國際上對蔬菜等種類多、 相對種植面積小的非主要農作物品種管理的有效辦法， 這一制度的建立和實施， 將對減少這類作物品種 “多、 亂、雜” 現象， 填補當前的管理真空， 促進育種創新， 提高育種水平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國逐步引入 UPOV91 版本部分條款并納入種子法符合現階段種業發展形勢需要， 有利于鼓勵和保護科技創新。” 中種集團科技管理部總經理傅春杰建議， 積極推進實質性派生品種納入新種子法， 在執行起始時間上給予一定的緩沖期， 用于行業適應和調整。

      4 月 23 日， 在農業部舉辦的 2015年植物新品種保護座談會上， 正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種子法修訂草案引發了與會專家的關注。關于植物新品種保護由原來的一條增加到現在的一章， 保護范圍延伸至收獲物， 增加實質性派生品種的有關規定， 延長品種保護權期限……這些法律條文的變化對于植物新品種保護意味著什么？又將給種業發展帶來哪些新氣象？

      “知識產權制度是現代種業發展的基石。” 中國農科院知識產權中心主任宋敏說， 種子法作為種業的基本法，應當把新品種保護放在突出重要的位置， 進行科學系統的設計安排，“品種權保護水平低、 制度機制不健全已經成為制約育種創新和國際化發展的主要瓶頸。種子法修訂亟需回應種業關切。”

      “將植物新品種保護的規定部分納入種子法， 說明國家已經開始關注到植物新品種保護對我國種業發展的重要作用。” 中國社會科學院知識產權中心教授李菊丹認為，“在具體規定方面， 與現行 《植物新品種保護條例》 相比， 種子法修訂草案創造性地規定附生效條件的實質性派生品種保護規則， 傳遞了國家鼓勵原始育種創新的決心， 值得種業企業高度重視。”

      盡管如此， 李菊丹認為目前的種子法修訂草案并不是最佳的立法方案， 單獨制定植物新品種保護法是中國未來的必然選擇。“修訂草案僅用非常少的條款規定品種權保護的相關內容， 無法有效地系統呈現植物新品種保護制度的基本框架， 不利于對植物新品種保護制度的完整性和系統性理解。” 李菊丹告訴記者， 草案在增加品種權人的維權環節、 增加侵權成本、 品種權侵權取證和鑒定等方面沒有提出改進措施， 無法有效解決我國目前品種權保護中面臨的品種權侵權普遍， 權利人維權成本高、 取證困難、 維權時間長但收益小等關鍵問題， 也沒有對基因技術廣泛用于植物育種帶來的問題提出應對措施。她希望在種子法后續的修訂工作中， 能夠更加關注這些問題， 并在制度層面提出解決方案。

      華南農業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李瑞認為， 將品種權保護放到種子法中去規定， 盡管是權宜之計， 仍可以通過兩種途徑進行優化， 一是明確品種權的內涵、 授權條件、 權利內容、 權利限制和侵權責任， 二是將品種權保護其他應規定的內容， 采取授權立法方式， 由國務院及農業、 林業等主管部門出臺相關行政法規、 部門規章細化規定。

      “我國種業以短短不到 20 年的市場化發展歷史被推到國家舞臺上和跨國種業公司同臺競爭， 困難是不言而喻的。” 青島農業大學教授李秀麗以美國種業為例介紹說， 上世紀 70 年以后美國正是由于引入了國際植物新品種保護制度， 開始對有性繁殖植物進行知識產權保護， 才極大地刺激了外部資金對種業的介入， 從而使美國種業駛入跨國發展的快車道。“令人欣慰的是， 此次種子法修訂的亮點之一就是引入 “實質性派生品種” 制度。” 李秀麗說， 這意味著未來我國植物品種保護的水平將得到大大提高， 種業對外部資金的吸引力將得到大大增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