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農業大學水稻所所長李平教授接受本報獨家專訪追憶恩師

周開達院士遺愿：讓農民種上質優價廉雜交稻種

　　周開達院士研究的重穗型雜交水稻1995年驗收產量就曾達到900多公斤，但都沒有宣傳，因為怕誤導農民。他說雖然這個品種驗收產量確有這么多，但如果大面積推廣時農民只收到五六百公斤，那怎么去說服農民？

　　幾天前，一篇報道被廣為轉載：在四川都江堰殯儀館舉行的四川農業大學周開達院士的遺體告別儀式上，多位黨和國家領導人紛紛以不同形式向逝者表達哀悼；四川省重要領導出席遺體告別儀式；數百名師生齊聚大廳，揮淚為逝者送別。周開達是誰？為何他身后獲得如此不同凡響的哀榮？

　　周開達院士不為公眾所熟悉，不是因為他名氣不夠大，而是因為他不論治學還是做人都著實低調。在雜交水稻研究領域，被譽為“西南雜交水稻之父”的周開達院士與袁隆平院士齊名。作為四川農業大學教授的他，一生致力于農業教育和雜交水稻研究事業，首創秈亞種內品種間雜交培育雄性不育系方法，大幅提高了水稻產量，可以說養活了半個中國的人。至今，他培育出的岡型、D型雜交稻在長江中上游及云、貴、川等地仍被廣泛種植，約占全國水稻種植面積的三分之一。

　　日前，周開達院士的第一位博士、四川農業大學水稻所所長李平接受了中國青年報記者的獨家專訪，講述了周院士生前許多感人至深的故事……

　　在成都溫江縣的筒子樓里，年近60歲的博導周開達一住就是十年

　　中國青年報：您是怎么成為周開達院士第一位博士生的？

　　李平：1988年，周老師獲得國家發明一等獎，經省政府批準在原水稻研究室的基礎上成立四川農業大學水稻研究所，所址在雅安。新成立的研究所需要充實科技力量開展學科建設，找人的任務自然就落在新任所長周老師身上。

　　1989年，我從四川農業大學碩士畢業，和當時大多數學生一樣，我希望去成都的科研單位或大學工作，不太愿意留在遠離省會的雅安。周老師是我的碩士導師組成員，對我比較了解，在未征求我的意見的情況下，給學校研究生處寫了個條子，提出“李平留水稻所工作，其他單位不得派遣”。既然周老師如此看重，我就留下來工作了。1991年，周老師開招博士生，他動員我們幾個年輕人報考。由于種種原因，當年只有我報考，就這樣成了他的第一位博士生。

　　周老師經常對我們說：“理論知識，你們已經學了很多，還有一本厚厚的書需要你們去讀，就是稻田之書。水稻品種選育不是讀書讀出來的，而是在稻田里干出來的。要理論結合實際，在實踐中出真知。”

　　中國青年報：你們的水稻研究所后來怎么從雅安搬到了成都溫江？

　　李平：水稻所是1991年搬遷到成都溫江縣的。此前，四川省委書記來探望周老師，問有什么需要解決的問題。周老師說雅安氣候不適合水稻育種，不能代表主產區，希望把水稻所搬遷到成都去。后來省政府安排將水稻所搬遷到成都市溫江縣農場。當時水稻所在學校本部雅安的辦公條件已經不錯，有實驗樓、溫室、農場，而溫江農場不僅沒有實驗條件，生活條件也很差。研究所很多老師都曾反對遷所。大家不能理解，快60歲的周老師，為什么非要帶領研究所的老師們“背井離鄉”去那么艱苦的地方重新創業。但周老師態度堅決，率先到了溫江。

　　那時的溫江農場，簡直和農村一樣，沒有單元房，只有以前用于辦公的、陳舊的筒子樓。周老師和研究團隊一住就是十年。當時不管老少，所有教師分得一間屋作為住房，煮飯都在不寬的過道里，衛生間是樓梯轉角處的一小間，洗漱要到樓下公共洗衣臺，去農貿市場買菜要走一個小時。當時真的可以用一窮二白來形容水稻所的境況：科研經費很少，沒有錢請工人，挑糞、栽種、觀察記載、收割等農活都靠自己，還要養牛來耕地。七八月份水稻抽穗時，也是太陽最毒辣的時候，農民都不下田，但這時候卻是我們水稻育種最關鍵、最忙的時候。溫江這里很多年都沒有實驗室，直到1996年，經周老師反復匯報，相關部門才修建了一棟2000多平方米的實驗樓。

　　中國青年報：袁隆平院士研究雜交水稻時，曾遭到不少人反對。周院士是否也遇到過這種情況？

　　李平：袁院士開始研究雜交水稻以后不久，周老師也開始研究。當時業界傳統理論認為，水稻、小麥等自花授粉作物沒有雜交優勢。但周老師堅信水稻一定有雜交優勢。最開始，周老師開展的雜交稻研究受到了一些質疑，但他靠堅定的信心和有說服力的數據逐漸獲得同行的認可和支持，最后還由他牽頭組建了雜交水稻攻關協作組。

　　上世紀60年代，時任四川農業大學水稻室主任的李實賁教授援非回來，從非洲帶回來一些水稻品種。周老師就用這些品種和四川本地水稻品種雜交，經過反復研究實驗，最終培育出了岡、D型不育系（指不能繁育的材料——編者注）及雜交稻。這就是后來獲得國家發明一等獎的“地理遠緣秈亞種內品種間雜交培育水稻雄性不育系的方法”。這一項創造性的技術發明，也得到了袁院士的高度認可。

　　在去海南的火車上，乘務員看周開達的裝束還以為他是農民工

　　中國青年報：感覺周院士很有老一代科學家的那種范兒，您覺得呢？

　　李平：他是一個特別謙虛低調的人。對于年齡和自己差不多或年長的教授，周老師始終稱呼對方為老師。他當了院士以后，很多單位請他去當評審專家或指導工作。當時他已經67歲，還患有糖尿病。我勸他能推的就推掉。他卻表示，在育種、人才培養和學科建設上，自己有些經驗，有單位需要的話應該去傳授一下。他去北京參加院士大會時，我曾勸說他帶個秘書，萬一身體不適也有個照應。他說必須按照會議規定，不能帶就是不能帶，不要講特殊。

　　他還是個很能吃苦的人。在一般人眼里，大專家大都風度翩翩，但我們做水稻育種的人常常比較“狼狽”。除了在雅安育種，我們每年冬天還要去海南島“南繁”（作物育種專用術語，指在冬天用海南的光溫條件對育種材料進行繁殖加代——編者注）。以前我們都是坐火車去海南島，大家用地質隊那種背包裝著種子、生活用品和四川豆瓣醬。周老師也和我們一樣，大包小包的背著東西。火車檢票員、乘務員都以為他是農民工，把他推來推去的。有時買不到坐票，大家還得一路站到湛江。但周老師從來沒說苦，他覺得很正常。

　　周老師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不善言辭。一方面，凡是吃不準的東西，他一概不說，很注重說話的科學性；另一方面，除了專業上的東西，其他方面的話題他也不大愛說。他當院士以后，有一次四川省委書記來川農大考察，見到他問有什么需求。當時他最缺的是科研經費和實驗條件，但他沒提，只講了一些當前農民迫切需求的品種問題。后來我們問起，周老師說跟省委書記要錢不太好意思，相信政府會幫助解決的。

　　中國青年報：科研經費緊張的時候，周院士怎么辦？

　　李平：他很節約，總是想方設法把經費完全用在科研上，一點也不浪費。1993年，我陪他去菲律賓訪問，從廣州轉機，我們住在機場附近的招待所等候。在去機場的路上，我提出打出租車。因為當時我倆都拿著行李，而且打車也花不了多少錢。周老師看地圖上標示的距離大約有兩公里，說這里離機場可能不遠，我們走過去。沒想到地圖上標的是錯的，我們拿著行李，走了近一個小時才到達機場。

　　中國青年報：生活上，他也這么“節約”嗎？

　　李平：直到2000年6月生病以前，他一直住在筒子樓里，生活條件比較艱苦。他當了院士以后，學校為他在水稻所內修了院士樓。建成前，他就生病了，沒有住上。去各處考察時，周老師以前坐的是雅安產的通工牌汽車，沒有空調，夏天只能開著車窗，常常弄得滿臉灰塵，后來合作單位送給他一輛普通型桑塔納。直到1999年我負責開發公司時賺了點錢，給他買了一輛別克車。還好，他“享受”了半年。

　　其實，周老師自己對于享受和高檔消費沒什么意識和興趣。他不抽煙也不喝酒，買衣服不會超過200塊錢，好一點的衣服都是夫人和兒女買給他的。他去海南“南繁”20多年，對當地景點也不大了解。出差時，他總要求對方簡單接待，生怕給對方添麻煩。有時接待單位想請他在當地景區看一看，如果花費高他就不愿意接受。

　　中國青年報：聽說周院士在治學上思想很開放？

　　李平：的確如此。他要求學生不僅要學他教的知識，也要關注新興科學，比如生物技術、分子生物學。讀博士時，我了解到中國科學院遺傳所生物技術研究比較好，并經陳英老師的推薦獲得了跟遺傳學界很有名氣的朱立煌老師學習的機會。當時我最擔心的就是周老師不同意我去。因為在當時，教授們把自己的學生派到國內其他單位聯合培養，一般會被認為是有損自身榮譽的事情。

　　當我忐忑不安地向周老師匯報這個事情后，他滿口同意，根本沒有多想。我提醒他這個事情可能會引起其他老師的議論。他說不用擔心這個，如果能在前沿學科多學些知識，對水稻科學的進步也是非常好的事情。后來，周老師很多學生都被送到遺傳所去搞聯合培養，這些學生現在已成為國內水稻研究領域的骨干力量。

　　中國青年報：周院士對學生要求是不是特別嚴？

　　李平：周老師在學習和工作上對學生要求很嚴，但他很關心學生的生活，把師生關系處得很好。因為擔心學校伙食不好，每逢過年過節時，他就把學生找到家里吃點好的。

　　他的研究生談戀愛以后，總會把對象帶給他看一下。見面時，他一般不會夸贊自己的學生有多優秀，而是跟對方說：“搞水稻很辛苦，常年在外，家里的事你會付出很多，結婚以后不要嫌棄、吵架，要多支持工作。”有時還拉師母來現身說法，要師母談一談是如何支持他的工作的。

　　作為育種者，周開達考慮的不是自己賣種子能賺多少錢，而是如何降低農民的生產成本

　　中國青年報：感覺周院士、袁院士都對水稻抱有很深的感情，在您看來這是為什么？

　　李平：他們那一代專家對水稻的感情確實很深，甚至到了一天不見水稻心里就不踏實的地步。我們搬遷到溫江農場后，周老師總是早上一起床就先去看水稻，中午吃完飯有時也要去看一遍，晚飯后散步自然是去看水稻了。看得出，他對自己的事業有著發自內心的熱愛。

　　他們對水稻的感情之所以那么深，我感覺有兩方面原因：一方面，袁老師和周老師在水稻育種方面做的都是開創性工作，水稻育種事業是在他們手中成長起來的，所以他們對水稻呵護有加；另一方面，他們認為選育新品種，提高產量和質量，解決中國的糧食問題和提高農民收入，是他們的責任。

　　中國青年報：現在農學在高校中算是冷門專業，您怎么看？

　　李平：我上學時，學農學的人地位不高。當時高考填志愿，我第一志愿填的醫學，第五志愿才是農學。填完志愿后去班主任老師家里匯報，他的夫人在醫院工作，說在醫院工作也很辛苦，還有難聞的氣味，建議我填農學院。這樣我就把第一和第五志愿調換了。成績單下來以后，我的成績超過重點線十幾分。當時四川農學院（后來改名為四川農業大學——編者注）不是重點大學，我還覺得報虧了。

　　但是進入大學學習一段時間后，我感覺學農也不錯。上了研究生以后，我發現自己漸漸愛上了這個專業，因為它對社會經濟發展確實是有用的。周老師曾說：“搞水稻研究和談戀愛一樣，先要認識。如果自己不認識對方，媒人會介紹你認識。慢慢熟悉后，就會愛上它，然后‘結婚’過一輩子。”我現在也常用周老師這個比喻來教育學生。

　　中國青年報：日前，習近平主席在考察時強調，自力更生任何時候都不能少，我們自己的飯碗主要要裝自己生產的糧食。您怎么看現在的糧食問題？

　　李平：作為農業科技工作者，我對我國的糧食問題多少有些擔憂。我國的糧食作物種植面臨幾個挑戰：第一是生產效率和成本問題，中國能開展大規模機械化耕種的耕地不是很多，山區和丘陵區的耕地總量占比很大，需要完全靠手工操作，用工量大，生產效率低；第二是山區和丘陵區的耕地種植結構調整，以種植經濟作物和林木為主，雖然還是按耕地統計上報，但種的已不是糧食作物；第三是條件差的區域的年輕人大多不愿意呆在家里，糧食種植面臨人力資源短缺的問題；第四是城鎮化建設需要占用大量的耕地，而被占用的往往又是條件好、經濟發達的平原區；第五是土地流轉存在問題。土地流轉需要成本，條件好的地方需要高額的流轉費，誰會將高額流轉來的耕地用來種水稻呢？

　　另外，現在的年輕人也大多不愿學農，追捧經濟管理類專業。這反映出崇尚賺錢快的虛擬經濟的職業取向。雖然國家鼓勵搞實體經濟，但是像糧食生產這種收益小、風險大的行業，沒有多少投資者愿意去做。由于涉農企業減免稅收，地方政府也不是很愿意征地給這些企業。中國要解決糧食問題，就要解決以上這些問題。

　　中國青年報：周老生前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李平：他生前很少提大的目標，認為工作做好了自然水到渠成。他研究的重穗型雜交水稻1995年驗收產量就曾達到900多公斤，但都沒有宣傳，因為怕誤導農民。他說雖然這個品種驗收產量確有這么多，但如果大面積推廣時農民只收到五六百公斤，那怎么去說服農民？

　　不過他也有愿望：一是希望能研究出品質超過泰國米的雜交水稻品種，提高農民收入。但是他同時指出中國不能犧牲產量去追求稻米質量。若想在這種情況下發展優質稻，目前只能考慮發展優質雜交水稻。但雜交稻的米質要達到優質常規稻的水平，需要攻克很多難題；他的另一個愿望是高效節本種植雜交稻。因為以后種莊稼的人越來越少，一個人可以做現在很多人才能完成的工作，這需要新的品種和新的耕種技術來解決。

　　目前，以提高稻米質量為目標的“超泰米雜交稻研究計劃”進展很不錯，他的學生們已經選育出一些優質雜交稻品種，其中有的達到了國頒一級米、二級米水平。

　　周老師生前認為種子生產成本高，作為一種理想，他希望能把雜交優勢固定下來，讓農民用上價格與常規稻種一樣低廉的雜交稻種。可見，作為育種者，他考慮的不是自己賣種子能賺多少錢，而是如何降低農民的生產成本。（記者 周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