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興旺：“千人計劃”入選者，北京大學講座教授，未名興旺系統作物設計前沿實驗室（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長兼首席科學家，美國耶魯大學終身冠名教授，美國科學院新科院士。
北京時間4月30日深夜，“千人計劃”學者、北京大學講座教授，耶魯大學冠名終身教授鄧興旺博士接到電話：他在美國科學院150屆年會上被增選為院士。
在5月1日上午的越洋電話采訪中，這位美國新科院士提到最多的，是自己的出生地——湖南湘西一個偏僻的小山村。
35年前，他離開那個遙遠的小山村，走向北京、走出國門；15年前，學有所成的他開始從大洋彼岸回歸，向著自己的出生地，越走越近。
從湘西到北大
差距和貧窮，并沒有讓他感到自卑。他堅信：只要自己努力，就一定不會比別人差！
1978年夏天，不到16歲的鄧興旺懷揣著鄉親們給他贊助的70元錢（總共是100元，其中30元買了火車票），告別懷化市沅陵縣北溶鄉三八管坪村，生平第一次離開縣城、坐上火車，到千里之外的北京大學求學。
電燈光、普通話……初到北大，一切都是陌生的。通過與室友交談，班里年齡最小的他發現：與城里的同學相比，自己讀的書、知道的東西太少了。之前他連自行車就沒騎過，更不用說摩托車、錄放機，和鄧麗君的歌曲了。
這個之前“完全憑腳走路”的山里娃并沒有自卑。貧困的家境，練就了他肯吃苦、能堅持、任何機會都不放過的個性。他堅信：只要自己努力，就一定不會比別人差！
進北大之前，他都沒聽說過“生物學”這個名詞，更談不上喜歡。從翻譯過來的教科書、極少的影印外文書中，他漸漸喜歡上了生物。每月15塊錢的助學金，幫助他順利考上北大碩士，并立志從事充滿未知的植物生物學研究。
碩士臨近畢業時，他與許多同學一樣，打算到美國留學。當時申請美國學校每個學校要先交30到60美元的申請費，根本拿不出這么多錢的鄧興旺向幾所美國大學提出：能否暫時免我的申請費，等我入學后再補交？最后，他獲得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同意，并順利通過了前者委托中國知名學者湯佩松教授的面試。
1985年8月，鄧興旺口袋里裝著從他北大導師那里借來的50美元，踏上了留學之路。
從北大到美國
面對巨大的學術壓力，他對自己說：這里的研究條件比國內好很多，不多學點事就虧了嘛。
“到美國的第一感覺，是人生地不熟。”鄧興旺笑言，趕到伯克利分校時已是晚上，除去打的錢，他只有25美元，根本住不起旅店。多虧那位華裔出租車司機幫忙，把他拉到校園附近的留學生公寓，在那兒借住了一晚。
雖然伯克利分校的氛圍很寬松，但他還是感受到壓力：語言有障礙、專業水平太低。但與每月800美元的全額獎學金和世界一流的研究條件相比，壓力算不了什么：“這里的條件比當時國內好很多，不多學點事就虧了嘛！”
說歸說，實際研究并不輕松。自讀博士起，他就一直從事“植物光型態建成及光信號轉導研究”，以搞清楚植物對光的感知并調控生長以適應其環境的基本原理。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這還是未知的“黑暗世界”。在這一前沿課題研究過程中，難免會碰到不可逾越的“高墻”。
一堵堵“高墻”并沒有阻擋他前進的腳步。憑借探求未知世界的強烈欲望，鄧興旺獲得了學術界的認可——
1995年，他因在調控植物光形態建成的有關基因的研究中所取得的杰出成績，榮獲美國總統青年教師獎；
1998年被耶魯大學提前聘為終身教授；
2003年，他成為國際植物分子生物學會Kumho獎的唯一獲得者……
截至目前，鄧興旺領導的研究組累計在國際權威學術刊物上發表230多篇研究論文，其中《細胞》 7篇、《自然》3篇、《科學》3篇；每篇論文平均被引用次數達63，其H指數達72（即至少有72篇文章平均每篇被引用至少72次）。他們創立了國際植物光信號轉導和光控發育的理論體系，其結果成為該研究領域的國際標準。鄧興旺本人，也因此成為國際植物生物學研究領域的主要專家、領軍人物。
說到成功，他強調了兩點：一是從那么窮的山村走出來，到了外邊感覺條件很好，只要努力肯定會有所作為；二是在鄉村里讀小學、中學時練就了吃苦耐勞、決不放棄的本領。“不是碰到困難就放棄，而是想方設法克服它！”
他還有一個“怪論”：不要相信任何別人說的話。“成功之路很難重復，按照別人的做法做不一定成功。把握好自己的現狀、用好目前的條件，努力做就好了。”
從美國到中國
這是我自己想做的事，而且很有意義，所以談不上委屈，更說不上后悔。
“這一生到底追求什么？難道就在異鄉做一個過客？”隨著學術研究和職業生涯的穩步上升，鄧興旺心中的困惑也越來越大。
湘西那個遙遠的小山村，像一盞燈火，再次在心中燃起：“想讓小時候生長的地方變好，必須有人去做。”
從1998年開始，他開始回北大講學；越到后來，次數越多、時間越長。2003年下半年，他臨危受命，與王曉東博士作為共同所長，創建了我國現代化科研院所體制改革的試驗田——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他和王曉東白手起家、篳路藍縷，從招聘人才到建章立制，使北生所成為國際生命科學領域耀眼的新星。
2008年，46歲的鄧興旺開始了人生的又一次轉向：從基礎科學研究轉向農業生物技術研發，以促進改變中國種業“四面楚歌“的被動局面。
“在中國，搞植物生物學基礎研究的人已經比較多，多一個少一個對國家影響不是太大。”鄧興旺認為，更為需要的，是把國際上最先進的研究成果應用到農業生產中去。“這既需要前沿的基礎研究經驗和國際視野，又必須對中國的農村、農業有了解、有感情——而我有這個自信。”
要做就做最前沿、最有用的。鄧興旺于2008年起重組并增強其技術研發團隊。2009年8月，未名興旺系統作物設計前沿實驗室（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前沿實驗室”）宣告成立，他出任公司董事長兼首席科學家。
鄧興旺研發團隊瞄準的第一個突破點，是雜交水稻當時的最大技術瓶頸——制種光敏難題。原有的雜交水稻制種，對溫度要求非常嚴格，大田溫度與預期溫度稍有偏差，制種效率和質量就會大幅下降。2010年，鄧興旺帶領的技術團隊開發出第三代雜交水稻育種技術，使雜交水稻制種徹底擺脫了對溫度的依賴。目前該技術正在進行第三期安全評估實驗，預計明年夏天就可以投入大田生產。
與此同時，他們還掌握了全基因組分子標記輔助育種等多個核心技術，有望培植出非轉基因的抗除草劑優良性狀作物新品系，如小麥、玉米、油菜等。目前，前沿實驗室聘請袁隆平院士擔任高級顧問，還吸引了2位“千人計劃”學者、3位海聚工程人才和4位中關村高端領軍人才。
“我們的目標，是打造中國的自主創新現代農業生物核心技術研發中心，培育出高產、優質、抗病蟲害、抗逆境和水資源及營養高效利用的作物新品種，并加速實現產業化，從而為中國未來糧食安全提供技術保障。”說到未來，鄧興旺信心滿滿。如今，他每年在中國呆將近10個月，把大部分精力花在育種上了。
理想很美好，現實很骨感。在企業化科研制度不完善、市場經濟不成熟的條件下，從一名實驗室里的科學家轉型為從事新品種培育研發的企業領軍者，其間的酸甜苦辣，非局外人所能想象。
“我并沒有覺得委屈。”已50歲的鄧興旺依然滿懷激情，如果有委屈感，就說明把自己當外人來看。“目前的事是我自己想做的，而且很有意義，所以談不上委屈，更說不上后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