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經濟新聞網-中國經濟時報  作者：王?

    今年以來關于轉基因技術的爭論一直不斷。生物技術是國家科技中長期發展規劃的重點發展領域，也是戰略性新興產業之一，農業生物技術已在現代農業中廣泛采用。自１９９６年以來，國內外推廣轉基因作物種植，到２０１０年整整走過了１５年歷程。全球商業化種植的轉基因農作物面積已超過我國耕地總面積，并且成為近年來世界農業增產的重要手段。雖然轉基因作物商業化種植經歷了種種爭論，走過了風風雨雨，但是從１９９６年到２０１０年，轉基因作物面積前所未有地增長了８７倍，是現代農業歷史上采用速度最快的作物技術。

    中國２００８年啟動了《轉基因生物新品種培育重大專項》，２００９年國務院發布了《關于促進生物產業發展的若干政策》，旨在推動生物技術產業在我國的發展。“十二五”期間，中國將進一步健全生物技術在農業發展中的政策環境與配套設施，培育現代生物農業企業和農業生物產業基地。

    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中國科學院農業政策研究中心、美國谷物協會北京辦事處共同舉辦的２０１１年中美農業生物技術研討會于６月２０日在北京舉行，來自政府部門、科研院所、行業協會、中美農業生物技術和種業企業的專業人士，就農業生物技術領域普遍關注的問題進行了交流和討論，分析產業現狀和社會經濟環境，共同探討中國農業生物技術產業化發展的道路。本報將研討會的精彩內容集納在此，以饗讀者。

    ■關注農業生物技術■本報記者  王?

    中國轉基因技術研發與世界同步，但有四大問題待解

    “２１世紀是生物技術和信息技術的世紀。生物技術的巨大進步，增強了人類應對食物短缺、能源匱乏、環境污染等一系列全球挑戰的能力。轉基因生物技術的發展是上世紀９０年代以來全球新一輪農業技術變革的重大成果。”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韓俊在研討會的開幕式致辭中說。

    中國科學院副院長李家洋在致辭中說，解決中國和全球糧食安全的根本出路在于科技進步，必須依靠技術進步來提高糧食和其它農產品的生產能力，而生物技術是提高農業生產力、保障糧食安全的重要技術之一。轉基因技術可打破物種界限，對基因進行定向改造和重組轉移，對品種的抗性、品質、產量等性狀進行協調改良，在緩解資源約束、保障食物安全、保護生態環境、拓展農業功能等方面已顯示出巨大潛力。

    “轉基因技術是現代生物技術的核心，被稱為‘人類歷史上應用最為迅速的重大技術之一’，推進轉基因生物技術研究和應用是大勢所趨。”韓俊說。

    據韓俊介紹，經過２０多年的發展，中國生物技術研究得到了長足發展。在整體水平上，我國轉基因技術的研發與國際基本同步。在發展中國家中居領先地位。我國轉基因植物研究已經從抗?耐　除草劑、抗病蟲等植保性狀向抗逆、優質，以及雙重甚至多元復合性狀發展。我國轉基因動物育種研究走在國際前沿，也從單一的提高產品產量和改善產品品質，向增強動物的抗病和生產特殊蛋白質方向發展。

    ２０１０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抓緊開發具有重要應用價值和自主知識產權的功能基因和生物新品種，在科學評估、依法管理基礎上，推進轉基因新品種產業化。”加快轉基因技術研發、構建我國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轉基因技術體系，已成為增強中國農業核心競爭力的戰略抉擇。近年來，中國政府農業轉基因研發投入增長很快。我國生物技術研究的專利申請居世界第四位。

    雖然我國在轉基因技術研發和產業化方面已取得進步，但與先進國家相比，仍存在明顯的差距。

    韓俊說，一是，我國農業轉基因生物技術上、中、下游研發機構間相互分離。目前，我國從事轉基因研究的機構，多數由從事基因克隆單位承擔，較少單位同時具有轉基因研究和新品種選育研究的能力。

    二是，雖然我國在轉基因生物技術領域擁有一定的世界領先技術，但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自主創新能力不足，具有重要利用價值和自主知識產權的轉基因技術仍然較少。

    三是，我國很多企業對轉基因生物技術重視不夠。研發資金的投入很少，無法與國際上實力雄厚的跨國生物公司如孟山都、先正達等相比。

    四是，近年來，中國轉基因作物商業化步伐較慢。中國共批準了６種農作物的商業化生產。中國的轉基因作物仍以抗蟲棉為主，具有較大經濟意義的主要作物轉基因品種仍未被批準商業化種植。所有的棉區，均批準抗蟲棉的商業化生產。此外，還分別批準了轉基因番茄和甜椒在北京、福建、遼寧、云南共４個省的商業化種植；批準了線辣椒在北京和矮牽牛在廣東的商業化種植；２００６年批準了番木瓜在廣東的商業化種植。

    韓俊給出的一組數據足以說明我國轉基因商業化發展的滯后，他說，２００３年中國轉基因作物面積為３百萬公頃，巴西為３百萬公頃，印度為０．１百萬公頃；而到２００９年，三國依次為３．７、２１．４、 ８．４百萬公頃。

    面對我國農業發展的技術瓶頸，韓俊認為，必須從保障國家食物安全和促進農業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出發，迎頭趕上，從技術創新的源頭，加快轉基因生物技術的發展，全面進入國際先進行列。

     “這次會議，我們聽到的可能是一種聲音。我們當然不能忽視另一種聲音。”面對目前轉基因農作物對人類和環境影響不可預見性的爭論，韓俊說，轉基因技術本身確實具有潛在風險，在生物安全管理領域，我們需要采用嚴謹、細致的管理審批程序；需要開展轉基因生物技術教育和科普工作，營造良好的社會輿論氛圍。

    轉基因應用效益顯著，中國農民不會陷入國外知識產權糾紛

    中國在２００５年前農業生物技術投資每四年增加一倍，但近幾年投資減少。在主題為“農業生物技術社會經濟影響”的發言中，中國科學院農業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黃季?用大量的調研數據試圖回答一個問題??中國值得投這么大資金在轉基因技術上嗎？

    中國的轉基因應用主要在棉花種植領域，黃季?的調查顯示，２００９年有７００多萬農民種植抗蟲棉花，種植Ｂｔ抗蟲棉的農民每公頃可以增產９．６％，減少農藥使用３４公斤，減少用工４１天，在種子成本沒有增加的情況下，增加收入１８５７元，凈增收入相當于年純收入的１４％。

    黃季?還分析了轉基因玉米對糧食安全的影響以及水稻的經濟影響，他的結論是：中國值得投這么大資金在轉基因技術上。轉基因技術的應用可提高生產力、增加農民收入，是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重要技術之一。

    作物亞洲協會執行總監陳雙喜博士從新一代生物技術使消費者受益的角度進行了分析。植物育種和生物技術的主要目標不僅包括抗蟲、耐多種除草劑、抗病、雜交育種，還包括油、淀粉、氨基酸的改良以及營養品質的提高。

    “生物技術與糧食安全”是中國科學院農業項目辦公室常務副主任段子淵的發言內容。“誰控制了石油，誰就控制了世界；誰控制了糧食，誰就控制了人類。”他引用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的話旨在闡釋糧食供給面臨的挑戰。

    雖然中國糧食已基本實現自給，但仍然面臨糧食安全的巨大挑戰，而生物技術為糧食增產帶來新機遇，“隨著基因組學、分子生物學、計算生物學、系統生物學等新興學科的發展，我們已經嘗試利用生物技術對農作物進行遺傳改良，進行分子設計育種。” 段子淵說。

    他認為，生物技術是關系糧食安全和科學發展的關鍵核心技術，中國無論如何不能落后，更不能放棄。研發投入和產業化投入不能減少。中國應加強原始科學和技術創新，改變我國在轉基因技術知識產權方面跟蹤研究的局面，通過加強轉基因安全性研究、加強科普宣傳及加強對轉基因產品的管理來打消公眾對轉基因技術的質疑。

    華中農業大學教授劉旭霞的“轉基因技術的知識產權保護”把近期關于轉基因水稻產業化中知識產權爭議歸納為三個問題：中國是否擁有轉基因水稻自主知識產權？轉基因水稻產業化是否會使中國陷入國外專利陷阱？轉基因水稻是否會使農民等主體陷入國外的知識產權糾紛？

    她通過考察認為，我國轉基因水稻處于世界領先水平，水稻功能基因研究跨入世界先進行列。專利申請數量排名世界第二，在技術要素方面具有自己的特色和優勢。

    她以通過認證的兩個轉基因水稻為例，從微觀層面解釋了我國擁有轉基因水稻自主知識產權。華恢１號，其受體品種為明恢６３，外源基因為：Ｃｒｙ１Ａｂ／Ｃｒｙ１Ａｃ，均是公共品種，無知識產權問題。水稻培育方法擁有自主知識產權。Ｂｔ汕優６３的父本為華恢１號，母本為保持系珍汕９７Ａ，均是我國自主品種，也無知識產權問題。

    “《專利法》和《植物新品種保護條例》中規定的轉基因作物的保護范圍，《植物新品種保護條例》第十條中規定，農民自繁自用授權品種的繁殖材料，可以不經品種權人許可，不向其支付使用費，對農民留種權是一種保護，不會讓農民陷入國外知識產權糾紛。”劉旭霞說。另外，專利侵權的全面覆蓋原則、專利侵權的市值等同原則、交叉許可制度、品種審定制度、品種退出機制等也不會使我國陷入國外知識產權陷阱。

    她建議，中國應注重對農民權益的保護，構建依賴性派生品種制度，國外技術需合理運用，建立轉基因作物知識產權合作聯盟，并建立知識產權預警機制。 

    中國種業的軟肋

    中國是農業大國更是種植業大國，糧、棉、油、糖、果、菜、茶等作物面積和總產均居世界前列。全國農業技術推廣服務中心主任夏敬源的統計顯示，科技對農業的貢獻率由上世紀８０年代初的２７％提高到現在的５２％，優良品種對農作物增產的貢獻率由上世紀９０年代的３０％提高到了現在的４３％，種植業持續穩定發展為確保國家糧食安全和主要農產品有效供給做出了重要貢獻。

    但是他同時指出中國種業仍存在五大問題：

    一是科技創新能力有待增強。跟蹤性研究多，原創性研究少；培育的品種多，突破性的品種少；審定的品種多，大面積種植的品種少；高產的品種多，綜合性狀好的品種少；適合人工勞動的品種多，適合機械作業的品種少。原因主要是商業化的種業科研體制機制尚未建立；產學研分割、育繁推脫節；育種方法、技術、模式落后；品種選育集成度低；成果評價與轉化機制不完善。

    二是企業競爭力有待增強。企業規模小，研發能力低，市場份額低，銷售總額少。我國有各類種子企業８７００多家，６９％是小企業，注冊資本３０００萬元以上的僅有２００多家，市場集中度低。９９％的種子企業沒有研發能力，核心競爭力不強。前１０家種子企業的市場份額為１３％，美國的前２０強市場份額為７０％。以２００６年為例，前１０家種業的銷售額為４８億元，僅相當于全球１０強的６％，相當于孟山都銷售額的２２％。

    三是種子供應能力有待增強。良種繁育基地設施薄弱，抗災能力不強；良種繁育技術研發滯后，繁育效率不高；良種繁育政策不夠配套，供種保障不力。

    四是市場監管能力有待增強。種子市場不夠規范，違法生產經營、不公平競爭、假冒偽劣等現象時有發生。體制機制不夠完善，種子管理機構不健全，７０％的縣沒有種子檢測機構，６０％的縣沒有基本的種子儀器設備，并且普遍存在經費不足、隊伍不穩定等問題。監督管理不夠到位，執法主體多、職責定位不清、管理多頭、職能交叉等，造成管理缺位、越位、不到位，政府監管與服務職能作用發揮不夠。

    五是支撐保證能力有待增強。法規體系不夠健全，有關促進種業發展的法律、法則，以及相應的技術標準、規程，不全面、不系統、不配套、不協同。扶持政策不夠有力，目前僅對主要糧食等大宗農作物實行良種補貼，覆蓋面不寬、扶持力度不大。研發投入仍顯不足，有４００多家公共科研院所、５萬多人從事種子研發，國家對新品種研發投入較少、且分散；只有１００多家種子企業具有研發能力，多數企業研發投入僅占銷售額的２％－３％，個別企業占８％－１０％。

    夏敬源在建議中認為，理清發展思路是首要的，應圍繞一個中心，構建以產業為主導、企業為主體、基地為依托、產學研相結合、“育繁推一體化”的現代農作物種業體系。強化兩個理念：種業是國家基礎性、戰略性的核心產業；種子企業是商業化育種的主體、種業發展的主體。推進體制、機制、管理創新，提升科技創新能力、企業競爭能力、供種保障能力、市場監管能力。

    美國新澤西州立大學教授Ｃａｒｌ Ｐｒａｙ從中國和印度的對比來闡述了農業生物技術規章制度帶給中國農民和種子產業的隱患。

    他說，近年來，中國生物技術規章制度限制了中國主要農作物的產量和生產力，尤其是玉米、水稻、棉花、油菜籽、黃豆，還限制了中國種業和生物技術在國內外的發展和競爭力。在他看來這是“無意識結果”。

    除了棉花，中國在主要農作物上沒有轉基因品種的任何商業銷售，且１９９７年以來無新轉基因品種棉花問世。政府巨額投資集中在技術發展上，忽視了技術應用和新品種研究開發。知識產權不明確，限制種子出口和種質轉讓。一些法規似乎阻止了跨國公司將其生物技術商業化。

    在回答為什么中國種業不具備更強的競爭力和生產能力時，Ｐｒａｙ教授認為，種業公司開發新的轉基因品種不能增加利潤，他們或其競爭對手可以從政府購買到便宜的技術，因而有限地激勵本公司發展自主研發能力。另外中國種業唯一的出口方式是通過政府，所以不需要投資來面對外國市場的競爭，同時中國種業也不需要直接面對來自跨國企業的競爭。

    而印度的情況正相反，Ｐｒａｙ教授說，印度正在放松對轉基因棉花的生產限制，嚴格限制次要作物的生產及轉基因產品的進口。政府研發部門減少了對雜交培育這類技術的作用，并且減少了對跨國公司的限制，種子出口限制少，強化知識產權保護，雖然印度起步晚，但執行力度較強。

    據介紹，印度大部分植物新品種來自私營部門，其私有種業似乎競爭力更強，產能更大。雖然有接近一半的研發成果來自跨國公司，但印度種子市場并沒有受到跨國公司的控制。

    溝通與傳播的重要性

    中國科學院農業政策研究中心白軍飛博士針對中國消費者對轉基因食品的態度做過三輪調查，分別是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１０年，調查數據顯示，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３年，平均６１％的消費者接受轉基因食品，８％持反對態度。而到了２０１０年對轉基因食品的接收率下降到５３％，反對率提高到１６％。

    “消費者對轉基因食品接受程度下降的原因包括：缺少公共媒體的正面宣傳，網絡上較多的負面宣傳，公眾對政府部門如何管理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缺乏了解以及收入增長。”白軍飛說。

    不過白軍飛在調查中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雖然部分消費者對轉基因食品態度不明確或表示反對，實際購買中依然選擇了轉基因食用油，為此他建議，應加強對轉基因技術和食品的客觀宣傳，使消費者更加了解政府部門對轉基因技術和食品的安全管理措施，優先發展消費者較為接受的轉基因產品。

    中國農業科學院生物技術研究所研究員黃大日方說，從去年春天以來，中國對轉基因技術安全性的爭論突然爆發，有其必然性，也有深刻的原因和復雜的社會背景。

    “科學家有兩種責任：一是推動科學技術的發展，二是弘揚科學精神，要把科學真實的進展告訴消費者。”黃大日方說，懷抱著對社會的責任感、對科學發展的責任感，去年我們組織了大規模的學術討論。重要的是政策制定者要了解這方面工作，政府應充分利用好宣傳平臺，讓轉基因知識走進千家萬戶。

    在黃大日方看來，盡管政府在某些時候、在某些問題上有這樣那樣的說法，但決策是不會改變的，轉基因技術是戰略性興產業，這個大趨勢已不可逆轉，政府應毫不動搖地指導和支持轉基因技術的發展，要有長期的計劃和專業的團隊。媒體宣傳也非常重要，媒體要擔負起社會責任。

    作物國際學會農業生物技術傳播總監Ｄｅｂ Ｃａｒｓｔｏｉｕ女士對農業生物技術的公眾溝通與傳播有很多經驗，她認為，政府應對疑問和顧慮做出響應，與不同受眾分享信息，包括行業、研究人員、食品價值鏈的利益相關者、消費者等，提供關于農業生物技術益處的可靠信息，并回答有關健康、安全和環境影響等問題。虛假負面信息來源有很多，因此可靠的正面信息同樣也需要持續不斷地發布，且須使用公眾易于獲得的渠道和方式。

    “當今社會，消息傳播迅速，因此需要快速反應，即在錯誤信息被接受前將正確的信息發布出去。”她說。

    用科技的力量提高人類生活質量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部長徐小青在總結發言中談到兩點感受：轉基因技術已經日漸成熟，推廣的速度也是驚人的，１６年間增長８７倍。得益于轉基因技術帶來的顯著的社會經濟效益，許多國家正加快轉基因技術發展的步伐。在中國城市化、工業化、農業現代化的大背景下，作為一項非常有潛力的技術，從國家角度已經制定了戰略，傳統農業技術的改造已經離不開生物技術，這一趨勢是不可逆轉的。

    “另一點感受，現在確實碰到一些困難和問題，這很正常，一項新技術在這么大人群中推廣應用，與人們的健康和環境直接相關，人們的擔心是正常的。中國的難事不僅這一件。”徐小青說，我們需要做兩件事，首先在管理上要做仔細的分級、分組、分解工作，有很多管理上的細節現在還沒有做到，職能部門的管理者對技術運用過程中出現的問題還不是很清楚。這一問題應上升到國家戰略的層面，形成具體的建議，說服管理者和決策者。

    大家都意識到中國面臨資源環境約束、人口壓力，新技術的應用是未來農業發展的方向，但是推動起來很難。徐小青說，其實，最有說服力的是受益者，就是農民，農民增收是國家政策的目標，如果能促進農民增收，農民愿意接受，就是有說服力的。我們不能指望說服所有人，但要向不同的受益者講清楚，以便受益者可以接受，或可以選擇，多數人接受，決策者就好做決定了。通過交流討論，對問題的認識會越來越清晰。

    “用科技的力量提高人類的生活質量已經成為共識，世界人口在未來要增加到９０億，養活這些人口要利用好農業生物技術。這樣的討論可以匯聚力量，應對挑戰，找到圓滿的解決辦法。”美國谷物協會總裁托馬斯?多爾的總結言簡意賅。

    關于轉基因技術，的確有很多問題有待研究。但是生物技術在農業發展領域的運用已是大勢所趨，沒有一個國家愿意喪失在這一領域的核心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