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新世紀》-財新網

    一篇題為《廣西抽檢男生一半精液異常，傳言早已種植轉基因玉米》的網文，近日一度引發公眾恐慌。

　　這篇在網絡廣泛傳播、署名為張宏良的文章稱：“迄今為止世界所有國家傳來的有關轉基因食品的負面消息，全都是小白鼠食用后的不良反應，唯獨中國傳來的是大學生精液。

　　坊間隨即流傳一個“驚天的秘密”：廣西人吃轉基因玉米，男人半數不能生孩子！

　　廣西抽檢男生一半精液異常的說法，確有出處。廣西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男性學科主任梁季鴻及其同事曾調查廣西200多名大學男生的精液，發現其中56.7%的男生精液質量異常。

　　不過，本刊記者從梁季鴻的助手那里了解到，網上那篇文章，曲解了他們的研究。事實上，他們所做的調查與轉基因玉米沒有絲毫關系。

　　梁季鴻2009年11月接受廣西媒體《南國今報》采訪時則強調，精液異常并不必然等于沒有生育能力；半數男生精液異常，估計與大學生上網久坐使陰囊局部溫度升高、不健康的飲食習慣、環境因素等有關。精液質量下降也不單單是廣西大學生的問題，全球很多地方的男人都為此受到困擾。

　　更重要的是，根據中國農業部門和美國孟山都公司的資料，孟山都在廣西推廣應用的是雜交玉米，并非轉基因玉米。可見，轉基因玉米導致廣西男性生育能力下降，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謠言。

　　可是，這篇網文聳人聽聞的標題、極富夸張色彩的語言，迎合了公眾對轉基因業已存在的誤解和恐懼情緒，愈發讓人把轉基因技術視為洪水猛獸。

　　如今，在很多網絡社區，網民幾乎都是一邊倒地反對包括轉基因大米在內的轉基因食品。

　　中國科學院一位研究人員在南京等城市調查過消費者對轉基因食品的接受程度，發現七八年前約有三分之二的消費者愿意食用轉基因食品，到去年，這個數字已經下降到四成多，“再過幾年或許就只剩下10％了”。

　　轉基因監管方面的漏洞，進一步加深了公眾對轉基因生物安全的疑慮。迄今為止，中國尚未批準任何一種轉基因主糧進入商業化生產，私自種植均屬非法。國際環保組織綠色和平五年前曾披露湖北出現轉基因水稻非法種植和銷售，并在今年3月15日表示，非法種植的轉基因大米從稻田通往百姓餐桌的鏈條并未中斷，中百倉儲湖北省武漢市水果湖路店和沃爾瑪湖南省長沙市黃興南路店均檢測出轉基因大米。

　　今年3月，本刊記者在武漢市江夏區五里界鎮中洲村調查時，當地一些農民表示村里有人偷偷種植轉基因水稻。轉基因水稻中引入了抗蟲蛋白基因，生長過程中不用打農藥，因此頗受農民歡迎。

　　耐人尋味的是，其中有些農民并不信任轉基因水稻。他們的邏輯很簡單：蟲子都不吃，人哪能吃？因此，他們收獲的轉基因大米，全部拿到市場上賣掉，自己并不敢吃。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轉基因食品反對者和支持者之間的交鋒，達到了新的高潮。反對者采取“公車上書”、通過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撰寫議案和提案等形式，要求暫緩轉基因水稻的商業化。支持者則焦慮萬分，開始商討如何建立與公眾溝通的長效機制。

　　目前，在16個國家科技重大專項中，轉基因生物新品種培育是惟一入選的農業項目，未來十年的投入將達到200多億元人民幣。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政府工作報告中也強調，要實施好轉基因生物新品種培育科技重大專項。如果中國消費者不接受轉基因農作物，意味著數以百億計的研發費用付諸東流，整個生物技術產業也將嚴重受挫。

　　為什么在政府投入急劇增加的同時，公眾對轉基因食品的接受程度卻在迅速下降？

　　安全證書風波

　　轉基因水稻獲得安全證書的消息一經傳出，猶如火藥桶被點燃

　　2009年11月的一天，湖北武漢，華中農業大學行政樓三樓會議室。兩種轉基因水稻的安全證書，頒發給了該校張啟發教授的研究團隊。

　　這是一個比奧運會頒獎儀式更具有歷史意義的時刻：頒發轉基因水稻的生產應用安全證書，在中國還屬首次。

　　轉基因水稻是轉基因技術應用于水稻育種的結果。由中國科學院院士張啟發帶領的研究團隊，將一種土壤細菌??蘇云金芽胞桿菌（即Bt）的殺蟲晶體蛋白基因，分別插入到華恢1號和汕優63這兩種雜交水稻的遺傳物質DNA 中，使水稻產生Bt抗蟲蛋白，幫助殺死多種以谷物為食的螟蛾科害蟲。

　　兩種轉基因水稻安全證書的有效期是2009年8月17日至2014年8月17日，生產應用范圍限在湖北省。業界普遍預計，這兩種轉基因Bt抗蟲水稻有可能在三五年之內走上千家萬戶的餐桌。

　　張啟發的同事、華中農業大學教授林擁軍告訴本刊記者，轉基因水稻在獲得安全證書之后，還需進行區域性試驗和品種審定，才能走向大田生產。安全證書的應用范圍僅限湖北，相當于在湖北先做試點。

　　安全證書是轉基因農作物上市銷售之前最難的一個關口，張啟發團隊為此等待了整整11年。但一位在場的研究團隊成員回憶說，張啟發卻高興不起來，因為他“確實經歷了太多”。

　　實際上，早在2008年12月，農業部主持召開的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部際聯席會議，就已同意為上述兩種轉基因水稻和一種轉基因玉米飼料發放安全證書。農業部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辦公室也在2009年8月，正式批準了轉基因水稻和轉基因玉米的安全證書，并于10月下旬在其主辦的“中國生物安全網”上公布。但這個網站平時很少更新，普通公眾幾乎不知道它的存在。直到11月下旬，綠色和平通過自己的渠道獲知后，這個消息才通過媒體廣為傳播。

　　令人不解的是，農業部在決定頒發安全證書之前，沒有與公眾溝通；在安全證書獲得批準之后，也未在第一時間向公眾發布。

　　轉基因水稻安全證書持有人之一、浙江大學教授?巨民解釋說，安全證書獲得主管部門的批準后，還需送到上級部門審核通過才能公布，中間花上一些時間是相當正常的。

　　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委員、中國農科院植物保護研究所研究員彭于發在2009年圣誕節接受人民網訪談時，舉出結婚證的例子進行辯護：“比方說結婚證，結婚證當然是給結婚的男女雙方，沒有必要說把結婚證一定要發布到網上，讓大家都知道。”

　　但彭于發的“結婚證”之說很難讓公眾信服。畢竟，結婚只是男女雙方的事情，轉基因農作物的生產應用則關乎公眾利益。

　　無論如何，轉基因水稻獲得安全證書的消息一經傳出，猶如火藥桶被點燃。多家媒體在報道中對轉基因水稻的安全性提出質疑。多位公眾人物也以不同形式表達他們反對態度。其中，近年來頻頻對公共事件發表看法的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郎咸平，在電視臺訪談節目中侃侃而談，指斥轉基因食品的“帶毒性”。

　　“公車上書”

　　質疑者稱種植轉基因主糧不僅在生命安全、環境安全等方面存在不確定性，還“有可能危及民族與國家安全”

　　3月1日，全國“兩會”即將召開之際，在“烏有之鄉”網站頗為活躍的張宏良等人，將一封百余人聯署的公開信郵寄給全國人大常委會。

　　公開信稱，種植轉基因主糧不僅在生命安全、環境安全等方面存在不確定性，還“有可能危及民族與國家安全”，請求全國人大常委會立即責成國務院撤消轉基因水稻和轉基因玉米的安全證書。

　　另一個群體也選擇了“公車上書”的方式傳遞其訴求。3月11日，北京大學科學傳播中心網站刊登的一封公開信稱，兩種轉基因水稻和一種轉基因玉米安全證書“是在未經充分論證基礎上發放的，如果不采取果斷措施制止轉基因主糧商業化種植，我國食品安全和糧食主權將受到重大沖擊”。

　　在這封公開信上署名的，大多是人文社科學者，包括北京大學科學傳播中心教授劉華杰、清華大學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所教授劉兵等。

　　他們中的一些人，堪稱反對轉基因陣營的代表人物，曾多次撰寫文章抨擊轉基因生物育種技術。支持轉基因水稻的科學家則認為，這些反對者盡管在著名大學和研究機構任職，但其觀點缺乏科學事實的支撐。

　　據《時代周報》報道，董必武之女董良?和任弼時之女任遠征，還在全國政協分別發起提案，“反對在未經確保安全實驗的前提下，就將（轉基因）主糧進行商業化推廣”。

　　面對洶涌而至的輿論壓力，農業部在全國“兩會”前后以“答記者問”和“問答”等形式，陸續公布了與轉基因水稻安全證書有關的些許信息。但諸多具體信息對公眾而言，仍然像一個謎團。本刊記者在3月初向農業部提出了公布安全證書詳細評價材料的要求，截至發稿時也未得到回應。

　　2月1日，北京律師魏汝久向農業部申請政府信息公開，要求獲取轉基因水稻品系華恢1號和Bt汕優63的相關信息。三個多星期后，農業部在書面答復中公開了轉基因水稻涉及的知識產權，以及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成員名單這兩項信息。

　　不過，據魏汝久介紹，農業部以屬于國家機密為由，拒絕公開兩種轉基因水稻的實驗研究、中間試驗、環境釋放和生產性試驗階段的詳細試驗情況。于是，這位律師在3月17日向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訴訟請求，要求法院對農業部的政府信息公開行為進行司法審查，并判令其公布轉基因水稻的詳細試驗信息。但法院未予立案。

　　“行政審批慣例”

　　一位食品安全專家說，農業部的做法講得不好聽一點就是“偷偷摸摸”，只會增加公眾對轉基因技術的不信任感

　　長期以來，農業部習慣于關起門來評審轉基因農作物。

　　彭于發在接受人民網訪談時就提到，自從1997年農業部對轉基因生物進行安全管理以來，審批文件都是直接發給申報者，沒有說對社會公開，“這也是我們國家行政審批的一個慣例。”

　　相比之下，美國和歐盟政府部門關于轉基因生物的各種審批文件，以及相關的詳細試驗信息，都是對外公開的。

　　即使在支持轉基因技術的科學家中，中國農業部的這個“慣例”也受到越來越多的批評。一位食品安全專家說，農業部的做法講得不好聽一點就是“偷偷摸摸”，而這種做法只會增加公眾對轉基因技術的不信任感。

　　根據國務院2001年頒布的《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條例》（下稱《條例》），國務院建立了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的部際聯席會議制度，參與者包括農業、環保、衛生、檢驗檢疫等部門的人員。但了解內情的專家表示，實際操作中容易形成農業部一家獨大的局面，環保、衛生部門等部門的聲音則可能被忽視。

　　在中央民族大學教授、環保部南京環境科學研究所研究員薛達元看來，《條例》還有一個先天缺陷：沒有鼓勵公眾參與的條款。

　　他分析說，在轉基因生物安全的政策制定者中，或許有人認為公眾對此問題不太感興趣；有人認為這類問題太復雜、專業性太強，公眾參與的能力不夠；還有人認為，由于公眾參與能力不夠，公眾的意見可能引導不實際的、混亂的決策。

　　但薛達元指出，以上原因根本站不住腳。事實上，公眾參與制度是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和《生物安全議定書》中，要求各個締約國必須達成的一個最低標準。中國自然也不應當例外。

　　據他介紹，環保部當初也起草了一部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條例，其中包括公眾參與的內容。但最終由國務院頒布的，是農業部牽頭制定的《條例》。

　　由農業部主導的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對轉基因生物的安全證書發放擁有生殺大權。不過，這個委員會的成員中有不少從事轉基因研究的科學家，來自環保和衛生系統的專家并不多。至于民間團體和消費者的代表，則仍然是空白。

　　“如果缺少真正的信息，也就沒有真正的討論。”綠色和平食品與農業項目主任羅媛楠對本刊記者說。

　　安全監管漏洞

　　轉基因大米非法流入市場，政府部門監管不到位，很容易使轉基因水稻被進一步妖魔化

　　除了審批，農業部對農業轉基因生物還負有監管責任。但2005年發生在湖北的非法轉基因大米流入市場事件，讓公眾對其監管能力產生懷疑，關于轉基因技術的疑慮也因此被進一步放大。

　　當年4月13日，國際環保組織綠色和平在北京公布《非法轉基因水稻污染中國大米》的調查報告，向媒體披露湖北出現轉基因水稻的非法種植，且轉基因大米和米制品已經流入湖北市場，并且很可能銷售到廣州等南方市場。多家媒體隨即趕往湖北進行調查，刊發了大量報道。

　　農業部則在綠色和平發布報告的第二天向媒體提供書面材料，稱中國境內進行轉基因產品調查和檢測必須遵照中國標準，綠色和平委托德國的基因時代公司進行檢測，農業部無法認同其結果。農業部還表示，將依據湖北省農業廳對此事的執法結果進行判斷和處理。

　　但普通公眾所關心的，并非采用什么檢測標準，而是轉基因大米到底有沒有非法流入市場，以及政府部門有沒有能力進行監管。

　　事發兩個月后，湖北省農業廳的調查結果仍未見諸天日。綠色和平遂再次赴湖北進行調查，并指稱華中農業大學旗下的公司參與了轉基因水稻種子的銷售，武漢家樂福十升店也在銷售轉基因大米。

　　2005年8月9日，湖北省農業廳終于打破沉默，“駁斥綠色和平組織的有關說法”。不過，湖北省農業廳承認，武漢科尼植物基因股份有限公司等三家公司，在承擔轉基因水稻生產性試驗過程中，擅自擴大制種，農業執法機構已對其進行處罰，并對未按審批要求種植的轉基因水稻予以徹底鏟除。

　　根據本刊記者在武漢工商部門查詢到的資料，武漢科尼植物基因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8月，股東包括華中農業大學、武漢東湖高新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湖北高新技術發展促進中心等，注冊資金1億元。其中，華中農業大學所占股份為35%，與武漢東湖高新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并列為第一大股東。2005年7月，這家公司被注銷。

　　長期關注轉基因生物安全問題的薛達元說，他非常擔心政府部門的管理跟不上。好幾年前，當新疆還未被允許種植轉基因棉花時，轉基因棉花就已在新疆不少地區開花結果。

　　此外，薛達元說，轉基因大米未來獲準上市銷售后，一旦管理不力，在非轉基因的大米和米制品中很容易混入轉基因大米成分，而歐盟等地不允許進口含有轉基因大米成分的產品，這將給中國的加工食品出口帶來影響。

　　薛達元的擔心并非毫無依據。實際上，湖北“非法轉基因水稻”事發近五年之后，轉基因水稻非法流入市場的風險依然存在。本刊記者今年3月在武漢市江夏區五里界鎮中洲村調查時，多位村民均表示村里在偷偷種植轉基因水稻。

　　與傳統雜交稻相比，轉基因抗蟲稻可以大幅度減少農藥的使用，村民們形象地將前者稱為“打藥的”，后者稱為“不打藥的”。

　　一位年輕的村民說，現在村里人很多不愿意干農活，年輕媳婦們要睡到日上三竿才起床，大家更愿意掏錢請人來打農藥。與“打藥的”相比，“不打藥的”省時省力，每畝地要少花百把元的農藥錢。

　　在外觀上，傳統雜交大米和轉基因抗蟲大米沒有區別。傳統雜交稻和轉基因抗蟲稻的稻田則很容易分辨。前者看上去有點蔫，因為藥打得再好，也會被蟲子吃一些；后者則全都是綠油油、直溜溜的，因為蟲子不吃。

　　有村民表示，現在不種轉基因水稻了，“2005年記者曝光之后，不讓種了”。但也有村民說，村里不少人仍在種植轉基因水稻，一些不法商人也在偷偷兜售轉基因水稻的種子，“亂了套，沒人控制。”

　　一位年長的村民還帶著本刊記者去鎮上的種子站，購買轉基因水稻的種子。從種子站的倉庫出來后，這位村民手中多了11斤水稻種子，三袋3斤裝的，還有一包兩斤散裝的。

　　3斤裝的袋子上，寫有“抗優559”和“湖南省慈利縣種子公司”的字樣，并沒有轉基因抗蟲稻的標識。但上述村民肯定地說，這就是轉基因水稻的種子，普通的雜交稻種子是10多元一斤，而這個種子是25元一斤。“種子站都是藏著賣，認識的人才能買到。”

　　在是否食用轉基因水稻這個問題上，村民們的態度不一。有村民說，“不打藥的”能吃，只是沒有“打藥的”好吃，吃上去像糙米一樣。但也有村民認為，“不打藥的”對身體有壞處，蟲子都不吃人哪能吃。

　　而根據綠色和平的指控，非法種植的轉基因大米從稻田通往百姓餐桌的鏈條并未中斷。該組織在今年3月15日對媒體披露，中百倉儲武漢市水果湖路店和沃爾瑪長沙市黃興南路店均檢測出轉基因大米。

　　農業部新聞辦公室于次日公開回應：“有網站報道湖南、湖北兩省個別超市銷售非法轉基因大米的消息，農業部已責成兩省農業行政主管部門會同省內相關部門調查核實，并將及時公布調查結果。”此前，農業部曾經表示，目前國內并沒有轉基因水稻的商業化種植。

　　監管不到位，很容易使轉基因水稻被進一步妖魔化。3月18日，《每日經濟新聞》報道說，轉基因水稻種子曾經在湖南省汨羅市銷售，疑似已經種植多年。3月20日，湖南省農業廳發布通告稱，在沃爾瑪長沙黃興南路店購自湖南省汨羅市龍舟米廠的“貓牙米”中，抽樣檢測結果未發現含有抗蟲轉基因成分。但公眾的疑慮并未因此消除。

　　誰來占領陣地

　　恐懼轉基因技術局面的形成，并不能責怪公眾

　　轉基因水稻安全證書在公眾中所引發的強烈反對，促使一些科學家開始反思。

　　2月下旬，中國生物工程學會與中國農業生物技術學會在北京舉行了一場轉基因生物育種的高層研討會。與會者基本上都是轉基因技術的支持者。而這次會議的初衷之一，即是如何研討應對日益高漲的抵制轉基因水稻“風波”。

　　會議的氣氛有些凝重。一位轉基因生物技術專家說，大家不同程度地感覺到最近有一場風波在形成，“我們中的大多數人對這場風波是估計不足的。”

　　在這些支持者看來，一些反對轉基因技術的“意見領袖”向公眾傳遞了很多錯誤信息，致使轉基因技術被妖魔化。例如，在呼吁暫緩轉基因水稻商業化的公開信中，反對者稱中國將成為第一個將轉基因主糧商業化的國家。但實際上，轉Bt抗蟲基因和抗除草劑基因的玉米已經在美國等國家得到種植批準，并可作為食品銷售。而玉米是美國人的主糧之一。

　　很多支持轉基因的科學家認為，之所以造成今天很多公眾恐懼轉基因技術的局面，并不能責怪公眾。科學家群體過去沒有主動做好“科普宣傳”，對形成今天這個局面有很大責任。一位與會科學家說：“我們不占領這個陣地，別人就會占領。”

　　在中國的科研體制下，科學家要想獲得政府研究經費，通常只需得到評審專家甚至是領導的認可，而無需對研究經費的實際提供者??納稅人作出解釋。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很多中國科學家疏于與公眾溝通。相比之下，歐盟框架計劃與中國的合作科研項目中，5%的研究經費必須作為與公眾溝通和科學普及的費用。不少參與項目的中國科學家完成了研究方面的指標，卻沒按要求花掉那5%的錢，歐盟遂不予驗收。

　　中國科學院遺傳與發育生物學研究所的朱禎，是少數較早主張與公眾及時溝通的科學家之一。他認為，隨著社會的發展，民主化程度不斷提高，公眾有權得到信息，科學家也有義務去向公眾進行解釋。

　　浙江大學教授?巨民也說：“公眾現在有很多批評，這其實也是監督我們，讓我們考慮怎樣做得更好，怎樣在技術上更為完善，更讓人放心。”

　　政府部門對于公眾溝通和科學普及的重視程度，更是遠遠不夠。據本刊記者了解，一些科學家曾提議，由政府部門拿出上億元經費，支持科學普及和公眾溝通，但這筆經費最終“在幾位處長那里被否決了”。多位科學家還指出，農業部在決定發轉基因水稻安全證書的時候就應大力宣傳，而不是事后。

　　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營養與食品安全研究所研究員陳君石呼吁：“在轉基因生物新品種培育的國家科技重大專項中納入科普宣傳部分，就可以制定一個長期的宣傳教育計劃，逐步減少科學家和消費者之間信息不對稱的問題。老百姓還是渴求科學知識和通情達理的。”

　　如今，華中農業大學已經開始亡羊補牢，成立專門的生物科學傳播中心，并開通了一個名為“綠道”的博客，撰寫和轉載與轉基因水稻有關的文章。

　　“生物產業發展不應單單看做一個產業的發展，還應該看做一種社會責任完成的過程。” 朱禎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