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式的改變
在朱立南接任聯想控股總裁職務之前,柳傳志曾表示,聯想控股要成為不是家族企業的家族企業,由“家長領導制”向“集體領導制”轉型,是其必須邁出的一步。朱立南接棒聯想控股標志著,這一轉型戰略的展開邁出了實質性的一步。
柳傳志將聯想控股的權力交接分為三步走——引進戰略投資、組建新的管理團隊以及他并沒有指出的聯想控股整體上市。確定權力分配只是柳傳志交班聯想控股程序設計中的一環,最關鍵的一環是整體上市。分析人士認為,在聯想確定權力分配的同時,聯想控股制定了整體上市的步伐。
而作為聯想控股新任接班人的朱立南,對于其肩負的責任,表示:“聯想控股是我一生的事業,我將為此不懈努力。”
在經過將近30年的發展后,聯想控股從單一IT領域,到多元化,到大型綜合企業,歷經3個跨越式成長階段,先后打造出聯想集團、神州數碼、君聯資本(原聯想投資)、弘毅投資和融科智地等在多個行業內領先的企業。與此同時,公司還在2010年制定了企業中期發展戰略,希望通過購、建核心資產,實現跨越性增長,于2014年至2016年成為上市的控股公司。
作為聯想控股的最高管理機構,執行委員會全面負責企業的管理工作,承擔著企業發展戰略的制定與執行、業務的布局與管理、資源的配置、企業制度、文化和組織的建設、領軍人才的選拔與培養等重要職能。
柳傳志曾經表示:“我們傳承不是一個人的傳承,而是配合了一整套班子”。作為家族制企業的聯想控股,經過將近三十年的發展,無論在規模還是業務量上,遠遠超出建立伊始的領導班底。
柳傳志之所以選擇“集體領導制”作為未來戰略領導模式,更多的是考慮到企業在引進外姓人員的過程中,如果繼續保持“家長領導制”就會在某種程度上束縛外姓管理人才的積極性和創造力。
傳承的繼續
朱立南擔任聯想控股集體領導班子的班長,原因很多。
首先是朱立南自詡的“江湖氣”——志同道合、共贏、分享。他希望建設一支真正的屬于聯想控股的團隊。這在君聯資本鮮明地體現出來:團隊合作是其重要且與諸多風險投資機構不同的理念。
朱立南在對工作人員的管理方面,相當嚴謹并且深得人心。當年跟隨朱立南創業的有20余人,但是有部分人離開。這部分離開的人,有些被推薦到聯想系其他企業,或者干脆朱立南自己掏錢送他們去讀書。朱立南總是按照既定的規則來要求自己,同時要求別人,包括合作者。他認為這是一種相互的承諾,在與當事人進行商談的時候,基本的原則就成為一種無形的約束。表面上是一種權威感,更深層次的意義是,真誠帶來的相互認同。
這種對于基本原則的堅持,讓朱立南無論在對內的管理工作,還是對外的投資合作方面都游刃有余,頗受稱道。
朱立南雖然“半路出道”,途中經歷了無數“摸著石頭過河”的日夜,卻憑借其隨性、執著、堅持原則等“可愛特質”讓他從最初的柳傳志一個人的認可,走到了“集體”的認可。
有了以往的赫赫戰功,再加上“家長”柳傳志頗為樂道的在“賽馬中識別好馬”的選人秘籍,聯想控股“班長”一位非朱立南莫屬。
接棒后的朱立南,作為總裁,朱立南將主持聯想控股的日常工作,推進公司長遠規劃的制定和中期戰略的全面實施。(注:聯想控股的中期戰略目標是,希望通過購、建核心資產實現企業的跨越性增長,并在2014〜2016年成為上市的控股公司。)
值得一提的是,此輪調整后,柳傳志仍擔任公司董事長,執行委員會主席,是公司領導班子的核心。負責主持執行委員會全面工作,指導并參與公司所有重大業務的決策。可見,聯想系的“大家長”并未完全完成其在聯想控股的權力交接,朱立南領命聯想控股總裁,只是柳傳志權力過渡的階段性成果。未來的權力交接,仍有很長的路要走。對于柳傳志而言,其一手創立的大家庭是否能夠順利延續,離不開管理層的順利交接。而這盤權力交接的棋,對于年近七旬的柳傳志而言,必須步步為營,謀定而后動。
未來的“聯想系”路將何方,恐怕柳傳志早已成竹在胸。用他的說法是,“以我辦聯想的體會,培養人才,選好接替自己的人,恐怕是企業領導最重要的任務了。”或許,柳傳志的這種權力傳承理念,可以為中國家族企業的權力繼承問題提供一種解決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