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不是兒戲，科學就是科學。
當一輛汽車行駛到一定里程時，出于安全的考慮車主必須要將其送到專業的汽車維修站。維修站中專業的技術人員對汽車進行一番徹底的檢測，然后是做維護和保養，經過了這樣一系列程序的汽車才能夠“養足精神”更安全地上路。
當下，對待轉基因技術也是同樣道理。在轉基因技術發展到一定階段，本著對科學技術研究和批判的精神，我們同樣需要靜下心來對這種技術進行必要的風險評估和安全控制。當然，對之前已經經過安全論證和實施產業化的轉基因生物也需要進行定期的風險監督和后評價管理。
預警機制很必要但要持續
自20世紀70年代基因重組技術獲得重大突破以來，人們面對這一技術成就呈現出興奮與焦慮交織的復雜情緒。伴隨著生物技術的日新月異，以及人們對于這一技術后果的深入了解，這種焦慮情緒反而是日趨強烈。
“當前對待轉基因技術應本著‘加強研究，審慎推廣’的原則，力爭在研發上我們不落后于別人，在推廣上則需要相對慎重。”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人文學院科學哲學與社會科學系主任肖顯靜教授日前在接受中國經濟導報記者采訪時指出，公布的《糧食法(征求意見稿)》是通過對主糧品種轉基因技術采取預警的方式來強調管理的重要性，同時對加強管理也提供了相應的法律依據。當前對轉基因技術的爭議很多，尤其是針對主糧的轉基因技術，因為它可能會直接地或者是比較大地影響到我們的身體健康。這不單純是引起自然環境的問題，它是一種健康風險，關乎到我們人類的健康問題。
清華大學科技與社會所劉兵教授在接受中國經濟導報記者采訪時指出，目前國內外對轉基因糧食的安全性還沒形成定論。食比天大，在轉基因技術這個問題上謹慎一些總是沒錯的。盡管《糧食法(征求意見稿)》指出了“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擅自在主要糧食品種上應用轉基因技術”，但還是留了一個口子，并沒有對此加以絕對禁止，不是令人特別樂觀。但是也要看到，該意見稿中用的是“不得擅自”，這比起隨意來說還是一個不小的進步。
轉基因技術越辯越明
出于對轉基因產品的恐慌、抗拒，國外曾經發生過大規模的反抗運動，并迅速地在全世界蔓延和傳播。1998年的“Pusztai事件”曾引發了公眾對于轉基因食品的極度恐慌，使還未從瘋牛病事件陰影中完全擺脫出來的英國公眾再次陷入了對轉基因食品的恐慌之中。盡管Pusztai所聲稱的對轉基因土豆的安全檢驗最終受到科學上的質疑，但他的警告卻是至關重要的，這直接導致了公眾對轉基因食品健康安全問題的普遍關注。此后的“斑蝶事件”和“墨西哥玉米污染事件”，則警示性地提出了轉基因產品的生態和環境安全問題。
2010年3月10日，蔣高明、蔣勁松、劉兵、田松以及江曉原等學者在博客上發布了《關于暫緩推廣轉基因主糧的呼吁書》。該呼吁書指出，2009年農業部下屬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為轉基因水稻和玉米頒發的安全證書是在未經充分論證基礎上發放的，如果不采取果斷措施制止轉基因主糧商業化種植，我國食品安全和糧食主權將受到重大沖擊。這個擔憂很有必要，因為“中國并不擁有核心技術專利。一旦商業化，根據他國的教訓，很可能被索要高昂的專利費，導致我國農業對跨國公司的依賴，這相當于為我國的糧食主權埋下了‘定時炸彈’。”
北京師范大學哲學與社會學院的田松副教授在接受中國經濟導報記者采訪時指出，主糧問題事關國計民生，子孫后代，公眾應當有充分的知情權。中國是一個崛起的大國，其農業政策在世界上具有很強的示范性，稍有不慎，有可能成為全球農業災變“多米諾骨牌”效應的“扳機”，對于蘊含隱性風險的轉基因品種的批準與推廣必須慎之又慎，以體現對人類生態高度負責的大國責任意識。
肖顯靜教授對記者介紹說，轉基因生物環境風險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也使得對其預測變得異常困難。正是這種預測的困難導致了科學認識轉基因生物環境風險的不確定性，這應該是轉基因風險爭論長期存在的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傳統生物育種技術是順從自然通過“做”培育的生物，對環境的影響不大；轉基因技術則是強迫自然通過“制造”生產的轉基因生物，具有更強的人工性、不穩定性，違背了生物內在的目的和本質傾向，有可能產生多種多樣的、復雜的、不確定的、更大的、評估更困難的環境風險。
轉基因種子不能受制于別人
印度的生態女性主義者席瓦在其著作《失竊的收成：跨國公司的全球農業掠奪》中，對印度的綠色革命進行了批判。席瓦認為，在傳統農業中雖然糧食產量不高，但是歸農民自己支配；而在工業化農業中，農民處處受制于人，即使產量高，好處也落不到農民頭上，大部分利潤都讓跨國公司賺去了。
對于農作物種植戶來說，秋收時每畝地多收那么三五斗是很現實的一種渴盼。然而，一旦他們知道種植了轉基因技術的農作物后自留種子的權益會受到侵害，那該又是怎樣的一番郁悶和糾結。
為了加強對轉基因作物的知識產權保護，國外轉基因公司曾做過“終止子技術”，該技術一經問世便遭到了國際上的反對，第三世界國家將這項技術看成是“種子的災難”。這項經美國專利局1998年3月批準的專利號為5723765名為“植物基因表達的控制”的技術，是通過把終止子基因插入到作物中得到轉基因種子，在出售前再加入一種誘導劑。當農民把買來的種子播下后長出的是正常植株，但是成熟的種子則大有蹊蹺，這種種子的油脂、蛋白質很正常，就是其胚胎已經被殺死，這樣的種子不能留種。國際農業研究磋商小組意識到終止子技術的危害性，當即指出必須禁止“終止子技術”，不然會給全球食品保障帶來影響，也給生物多樣性帶來負面影響。各國紛紛抗議“終止子技術”，究其原因是因為這項技術如果是通過隱性轉基因傳遞時，轉基因種子和非轉基因種子很難判定，而當農民發現某些種子不育時已為時過晚，很可能造成某一地區農作物的顆粒無收，甚至會使傳統的作物品種逐漸滅絕。
“如果種子不在自己手里很大程度上將會受制于人。”肖顯靜教授對記者表示，對于我們中國應該關注國外的“終止子技術”，并且努力進行技術創新，以獲得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轉基因技術。劉兵教授也認為，目前轉基因技術一定要搞的話，規范相關程序進行嚴格監控是非常重要的。特別是在對待轉基因種子上，對于那些還處于試驗階段的轉基因農作物，其種子一定不能隨意賣給農戶，因為其中的風險很難預料。對轉基因種子的監管來說，一方面要堵住漏洞，另一方面相關的法律法規要及時跟上。
公眾應享有更多的知情權
轉基因作物和食品不僅僅是科學技術的事情，而且還包括倫理、文化、社會和經濟等因素在內。在一些專家看來，認識一項科學技術，僅有科學素養是遠遠不夠的。
有專家對記者指出，這次《糧食法(征求意見稿)》公布后，相關部門應及時地將相關信息向公眾傳遞：比如，為什么在主糧品種上不得擅自應用轉基因技術？這種約定性限制將會持續多久？在主糧品種上擅自應用轉基因技術會受到何種制裁，制裁依據哪些相關法律？主次糧食品種是怎樣來區分的？次要糧食品種上就可以擅自應用轉基因技術嗎？諸如此類的問題還有很多，都是令人困惑并且希翼從有關部門得到答案的。
中國科學院科技政策所研究員樊春良指出，為了促進中國轉基因技術的長期健康發展，未來關于轉基因主糧的發展和決策應該擴大公眾和社會的參與度。作為每一個有可能受到轉基因技術影響的公民，有權利知道轉基因主糧的相關信息，并參與到相關的決策中。應該看到，目前我國轉基因作物從品種審定到推廣批準的過程還不透明，缺乏與公眾交流的渠道。盡管有關管理部門聲稱，轉基因作物的管理是嚴格的、科學的，但轉基因安全法規中提到的安全評價管理中所包括的風險評價、安全管理和風險交流在我國做得還遠遠不夠。
有關專家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指出，轉基因技術的健康發展必須有公眾和社會參與。這種參與不僅僅是科學界向公眾和社會普及相關的科學知識，反過來科學界也需要仔細傾聽來自公眾的意見，彼此之間形成一種對話，讓公眾的意見能及時地反饋到決策的相關過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