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同時代的植物育種家：莊巧生、布勞格和阿拉德
我國著名的小麥遺傳育種學家、世紀麥翁、中國科學院院士莊巧生先生2022年5月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5歲。莊先生生于1916年8月5日，與他同時代的有兩位著名遺傳育種家，包括諾貝爾獎獲得者諾曼·布勞格（Norman Borlaug）博士（1914年3月25日-2009年9月12日）和著名遺傳學家羅伯特·阿拉德（Robert W. Allard）博士（1919年9月3日-2003年3月25日）(圖1)。
莊先生的仙逝，勾起我對往事的回憶。在準備回憶與莊先生交往的舊事之時，忽然發現，這三位老前輩之間居然有著某種神秘的聯系。查閱出生日期發現他們三人出生于1914-1919年之間（第一次世界大戰及戰后不久），屬于同一個時代。于是，便把我與三位知名育種家的交往和回憶匯聚在一起，與育種界的同行分享。
圖1 三位同時代的植物育種家：莊巧生、諾曼·布勞格和羅伯特·阿拉德
莊巧生：影響幾代人的植物育種學家
莊先生出生于福建省閩侯縣的貧寒農民家庭。他勤奮好學，1935年1月考入南京私立金陵大學農學院。1945年，他以優異的成績獲得到美國實習進修的機會（圖2）。他一直從事小麥遺傳育種研究，是跨越了幾個時代的世紀麥翁。
莊巧生先生把自己的一生獻給了小麥的遺傳改良。他把“要跌打滾爬在麥田中，學會同小麥對話”作為自己從事育種研究的座右銘（圖3）。對于自己的一生，莊先生是這樣說的，“一生只做了兩件事：一是育成10來個優良小麥品種在生產上應用；二是編幾本與小麥或育種有關的專著，為國家科技事業留下一些歷史記錄。僅此而已，微不足道”。他一輩子都行走在希望的田野上，胸中永遠都有那一片金黃色的麥田，是育種科技工作者敬業奉獻的榜樣。關于莊巧生先生的生平介紹，請參考中國農業科學院作物科學研究所的紀念文章 “沉痛悼念莊巧生院士”（//mp.weixin.qq.com/s/0QuugRDzEpneB6m2H58-2g）。
圖2 莊巧生先生福州三山中學、四川成都金陵大學畢業時留影以及美國進修時的工作照（右一）（照片來自網絡）
圖3 莊巧生先生“同小麥對話” (上) 以及與小麥團隊在金色的麥田 (下) （照片來自網絡）
在我1978年進入大學時，莊先生已經是61歲的知名育種專家，培育了“北京號”和“豐抗號”一系列小麥品種。由于我早年在國內主要從事水稻的遺傳育種研究，最早知道莊先生還是從他主編的《作物學報》開始。那時候沒有發表SCI論文之說，每年只有薄薄四期的《作物學報》在我的心目中如同神一樣的存在。讀碩士期間整天關注的就是誰在《作物學報》上發表論文，完全不亞于如今對于高水平SCI論文的崇拜。
莊先生于1984-2001期間擔任了十多年的《作物學報》主編，而我這個小輩是在讀在職博士期間，才分別于1989 和1992年發表了兩篇論文。這在當時算是一個不錯的記錄。加上發表在其他國家級學報的論文，讓我有機會被破格提拔為副教授。除了負責處理稿件的編輯（大概率是江蘇農學院的莫惠棟先生）外，莊先生作為主編，對每一篇論文都提出了修改意見，至今對莊先生娟秀清晰的字跡記憶猶新。
莊巧生先生十分關注、扶持中青年科技人員的成長，時常鼓勵他們加強中外文修養，養成博覽文獻的習慣，提高業務水平。他熱心幫助年輕人修改文稿，凡經他審閱的文稿，必字斟句酌，準確精煉，有說服力。
在我早期的科研生涯中，得到了莊先生的許多關心、支持和幫助。1992年3-8月期間，我在中國科學院遺傳研究所朱立煌先生實驗室從事博士論文研究，應邀舉辦了題為“數量遺傳的分子基礎”的系列講座，第一次比較全面地綜合了以分子標記為基礎的數量遺傳學研究方法。后來經過努力，與朱立煌先生合作，撰寫了國際上第一本《分子數量遺傳學》專著（中國農業出版社，1994），成為國內廣泛閱讀的參考書。
在《分子數量遺傳學》專著的序言中，我們特別“感謝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農業科學院莊巧生研究員在寫作過程中所給予關心和幫助“（圖4）。莊先生十分關心和支持我有關分子標記應用于數量性狀基因定位的宣傳、推廣和研究。特別值得一提的是1994年在南京召開的“第三屆全國青年作物遺傳育種學術會議”。當時我提交了一篇題為”分子標記在植物數量性狀遺傳改良中的應用”的長文(12頁)，大大超過了會議規定的論文長度。考慮到論文的新穎和獨到，莊先生關照組委會對論文給予特別考慮，不壓縮全文照發。
圖4 《分子數量遺傳學》前言中致謝莊巧生先生
《分子數量遺傳學》專著出版之后，在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資助下，我于1995年赴美國康奈爾大學從事博士后研究。此后一去就是十多年。2010年受CIMMYT派遣，回到中國農業科學院作物科學研究所建立CIMMYT-CAAS玉米分子育種聯合實驗室。
當我在北京再次見到莊先生的時候，九十多歲的他，與十多年前一樣，堅持下地指導小麥育種的同時，不停地看書學習，依然是一位充滿活力的學者。當年承蒙他關心和幫助的我早已年過半百，開始思考著退休。而對于他，仿佛時間凝固了一般，依然保持著我離開時的模樣。和他談起讀書，他重提與他同時代的加州大學教授羅伯特·阿拉德（也是這篇文章重點介紹的育種家之一）更新了Principles of Plant Breeding（第二版2009）。幸好我購買了一本原版。他得知后非常高興，因為這本書的第一版（1960），在國際上流行了幾十年，大家一直期待著新版的出現。幾個月后，莊先生來還書給我，仔細點評第二版的更新和優缺點，說起來如數家珍，讓我敬佩和折服。
莊巧生先生所創建的小麥遺傳改良團隊長期主持和參與中國與國際玉米小麥改良中心（CIMMYT）的合作（圖5）。1984—1987年，他在擔任CIMMYT理事會的理事期間，曾多次赴墨西哥該中心總部參加計劃組會議，觀摩其主要試驗站的小麥育種研究工作，并多次與他的同齡人布勞格博士見面和交流，為CIMMYT和中國之間的國際合作做出了貢獻。
圖5 莊巧生先生主持和參與中國-CIMMYT的合作。上圖：莊先生接待來訪的CIMMYT主任和其他客人。下圖：莊先生（前排右一）與布勞格博士（前排中）等人在北京。照片由何中虎博士（現任CIMMYT-中國辦事處主任；后排左一）提供
Robert Allard: 植物育種原理
把羅伯特·阿拉德列為育種家，是因為其傳奇的經歷。阿拉德博士是一位遺傳學家，美國科學院院士。目前網上可以查閱到有關阿拉德的兩篇回憶文章。一篇由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同行撰寫（圖6），另一篇是由Michael T. Clegg 撰寫、美國科學院出版的傳記回憶錄5b）。
（//www.nasonline.org/publications/biographical-memoirs/memoir-pdfs/allard-rw.pdf?msclkid=ecf4eabdd06611eca58fac477deab25b）
阿拉德“為基礎和應用遺傳學作出了廣泛的貢獻”。他從育種開始自己的科學生涯，撰寫了那個時代最成功的育種教科書之一—— Principles of Plant Breeding（植物育種原理，1960）。該書的出版奠定了阿拉德在國際上作為知名育種家的地位，他在育種領域的聲名遠揚主要在于 “植物育種原理”的出版以及早期關于生統遺傳學的研究。這本專著在其出版后的幾十年經久不衰，曾被翻譯成17種語言，直到2009年出版第二版（圖7）。該書一直是國際上公認的植物育種參考書，但阿拉德本人最重要的貢獻領域卻是進化遺傳學。
圖6：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同行為羅伯特·阿拉德（Robert W. Allard）撰寫的回憶錄
圖7 《植物育種原理》第二版英文目錄
阿拉德一生中培養了來自世界各地的56名博士，同是美國科學院院士、華中農業大學教授張啟發博士就是其中之一。張啟發院士1982—1985年師從阿拉德，從事進化遺傳學的研究。也因此，阿拉德應邀訪問中國，走訪了包括浙江農業大學在內的很多大學。當時很少有直接聽英文報告的習慣，阿拉德在浙江所做的報告，就是由我一字一句翻譯成為中文。由于我對群體遺傳和數量遺傳的興趣，對報告的內容連蒙帶猜也能理解得八九不離十。由于當時缺少記錄，具體的報告時間也已無從考證。也不知道阿拉德是否也訪問北京并與他的同齡人莊巧生先生見面。
Norman Borlaug：因育種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諾曼·布勞格，美國著名的遺傳學家和植物病理學家、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世界“綠色革命”的先驅。1942年，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與墨西哥農業部合作，以解決該國因小麥稈銹病造成的饑荒。布勞格毅然辭去杜邦的高薪工作來到墨西哥，開始“穿梭育種”（shuttle breeding），培育植株矮小、主莖強壯的矮稈小麥。此后，布勞格又將矮稈小麥與日本矮稈突變體雜交，培育出半矮稈抗病小麥新品種。到1956年，墨西哥實現小麥產量翻番，實現自給。到1963年，墨西哥小麥收成是1944年布勞格剛到該國時的6倍，最終成為小麥出口國。1961-1962年，在美國農業部的支持下，布勞格的半矮稈春小麥開始在世界各地小范圍測試。
1963年，在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資助下，在墨西哥建立了國際玉米小麥改良中心（CIMMYT）。隨后，布勞格受命前往巴基斯坦和印度，在那里實現了小麥產量以每年70%的速度增長。1968年，美國國際發展機構（USAID）在年度報告中將印度次大陸的糧食增長現象稱為“綠色革命”，布勞格成為“綠色革命之父”。上世紀60-90年代，世界糧食產量翻了一倍，“綠色革命”改變了上世紀前半時期的全球饑荒局面，并拯救了數以萬計的生命（圖8）。1970年，瑞典皇家學院將諾貝爾和平獎授予了布勞格。
圖8 諾曼·布勞格及其名言：食物是人類與生俱來的精神權利（Borlaug. 1972. Mankind and civilization at another crossroad: in balance with nature — a biological myth. BioScience 22）
直至耄耋之年，布勞格仍致力于非洲消除饑荒。1986年，布勞格成立了年度獎金為25萬美元的世界糧食獎，專門授予全球為提高世界糧食產量、質量及食物可供應性而做出貢獻的人，原農業部部長何康和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先生曾獲此殊榮。布勞格曾多次訪問中國，為中國的農業發展做出了貢獻。1996年，布勞格當選為中國工程院外籍院士。
2006年，我加盟CIMMYT之后入住的第一個公寓就在布勞格博士的樓下。每天早上去食堂，因為人少，大部分時間都可以和布勞格一起吃飯聊天，他談得最多的就是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發生的巨大變化以及他在墨西哥和東南亞的育種經歷。我也與他分享多年來一直在努力撰寫的Molecular Plant Breeding專著。談到興頭上，我便邀請他幫我為專著撰寫前言。他滿口答應，并親自作序。由于工作繁忙，這本書的撰寫前前后后共花了將近十年的時間，等到正式出版時，布勞格博士已經與世長辭。為了紀念他，我邀請CIMMYT時任主任，玉米和小麥項目的主任一起撰寫了短文，刊登在Molecular Plant Breeding開篇的扉頁上（圖9-10）。
圖9 紀念諾曼·布勞格博士（Xu. 2010. Molecular Plant Breeding, CABI）
圖10 諾曼·布勞格博士為Molecular Plant Breeding撰寫的序言
有人曾詢問布勞格如何成為一個成功的小麥育種家，他回答: “Well, you go to the field. You go to the field again, and then you go to the field. When the wheat plants start to talk to you, you know you have made it.” (你下地去，下地去，然后繼續下地。當小麥開始與你說話的時候，你就成功了)。顯然，下地是育種成功的關鍵。現今在全球食品安全項目布勞格獎學金的資助下，研究生可以“下地去”，以自己的方式成為一個成功的科學家。
結語
在我的科學生涯中，能與上面三位老前輩育種家相識并得到他們的關心、支持和幫助，實乃三生有幸。作為影響了幾代人的育種學家，莊巧生先生不僅培育了眾多推廣面積巨大的優良小麥品種，同時也培養和造就了一大批育種人才，是育種育人的楷模。羅伯特·阿拉德博士雖然僅在早年從事利馬豆的育種，但他撰寫的“植物育種原理” 曾經在國際上獨領風騷幾十年，是眾多大學采納的教學參考書，直接和間接地培養了一代又一代的育種家，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他把植物育種的火種撒遍了整個星球。作為農業領域唯一的諾貝爾獎獲得者，諾曼·布勞格博士通過綠色革命以及數十年在世界各地的艱苦努力拯救了地球上數以萬計的生命。
他們三人不愧為植物育種領域具有重要影響的杰出代表，他們留下的精神財富和寶貴遺產將成為新一代育種家不斷進行植物遺傳改良的動力和源泉。留給我本人的終身遺憾是，我雖與三位育種家，除了阿拉德博士外，均有大量的交流和往來，但從始至終沒能刻意與他們三人任何一個留下一張合影（只有與諾曼·布勞格雕像的照片；圖片11），借此文字來記錄我對他們的追思和懷念，同時勉勵自己奮力向前。
圖11分子育種踐行者徐云碧博士與CIMMYT總部的諾曼·布勞格雕像。上圖：2015年6月19日；下圖：2018年5月29日
來源丨北京大學現代農業研究院
作者丨徐云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