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種業到(dao)了(le)必須快(kuai)速(su)追(zhui)趕的關口！怎么追(zhui)？
一顆種子牽動14億人的“飯碗”。“中國飯碗要盛中國糧食”，這看似理所當然的事情在現實中卻存在“卡脖子”問題，中國種業到了必須快速追趕的關口。
當前，世界種業正迎來以基因編輯、人工智能等技術融合發展為標志的新一輪科技革命，能否把握機遇迎頭趕上，直接關系保障糧食安全和經濟社會發展大局。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種業發展取得顯著成效。但與此同時，我國在良種培育、種業科技創新、種業市場規范等領域短板依然凸顯。
3月20日至24日，2021中國種子大會暨南繁硅谷論壇在海南三亞舉行，包括20多名院士、種業龍頭企業負責人在內的上百名權威業內人士為加快推動種業創新“把脈”建言，共商打好種業翻身仗。
高(gao)效配置創新資源(yuan)
推進種業創新，企業和科研機構是關鍵主體。如何讓創新主體煥發活力、形成合力？
我國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種子市場，但種子企業小散弱特征依然明顯。扶持培育領軍型、旗艦型企業，是種業發展的關鍵舉措。袁隆平農業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馬德華說，企業要建立標準化、程序化、信息化、規模化的商業育種體系，培育出好品種才能從“偶然”變為“必然”。
“旗艦型企業將成為優質資源的整合者，帶動上游的科研、下游的產業鏈整體提升。”大北農集團常務副總經理劉石指出，縱觀發達國家，種業發展多以優質資源不斷整合，進而導致資金、技術以及人才的進一步集中，從而形成強者愈強的馬太效應。
除此之外，一些與會嘉賓表示，也要支持發展專而精的一些創新型的中、小企業，提升企業差異化競爭能力，逐步構建大中小、多層次、協調發展的企業基礎和產業發展的格局。
當前，種業科研與市場存在一定程度的脫節。隆平生物技術（海南）有限公司總經理呂玉平說，企業以盈利為目的，育種目標明確。而科研人員育種成果轉化和市場化推廣缺少硬性要求，以發表論文為主要導向考核差異化、精細化不足。
科企分工協作是種業創新的重要保障。國家玉米產業技術體系首席科學家、中國農科院生物技術研究所所長李新海表示，美國、法國等國家種業經歷上百年發展，形成明確分工——政府投資基礎性和公益性研究，企業投資技術研發和產業化。同時，知識產權明晰、管理體系健全的經驗值得借鑒。
邁向“育種4.0”時代
數據顯示，1995年美國玉米單產比中國高出147公斤/畝，2018年這一差距不減反增。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農科院副院長萬建民認為，造成這一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前沿的生物育種技術沒有得到充分利用。
農業農村部副部長張桃林表示，世界種業已進入到“常規育種+生物技術+信息化”的育種“4.0時代”，正迎來以基因編輯、人工智能等技術融合發展為標志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對我國種業來講，既是挑戰，更是難得的發展機遇。
從以常規育種為主的育種“2.0”時代向育種“4.0”時代跨越，關鍵核心技術短板還有待補齊。北大荒墾豐種業副總經理劉輝說，基因編輯、全基因組選擇等生物育種技術已在發達國家廣泛運用，育種成為一項系統工程。而國內以常規育種為主，即使擁有同樣優質的種質資源，開發利用手段落后最終也會被人“甩下一圈”。
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農科院作物科學研究所所長錢前表示，我國基因編輯研究側重于工具應用，在工具開發等原創性基礎研究方面與國外差距較大，基因編輯領域的專利權主要由發達國家掌握。作物智能設計的研究和應用在我國剛起步，亟須交叉融合生物技術、人工智能等技術，推動新品種的智能、高效、定向培育。
“‘十三五’期間，我國80%以上的審定品種是通過常規育種選育。對常規育種和生物育種要統籌兼顧。當前，關鍵要在保持常規育種優勢的前提下，更加突出現代生物育種的創新和應用。”張桃林說，要在尊重科學、嚴格監管的基礎上，有序推進生物育種產業化應用，在關鍵核心技術上實現突破。
萬建民建議，設計布局科技重大項目，盡快啟動生物育種科技重大項目，開展種源科技攻關和種質的挖掘與利用，加強基礎性研究實現農作物良種聯合攻關。構建現代種業科技創新體系，通過前沿技術和基礎研究共同推進產品創制。
攻關“卡脖子”核心種源(yuan)
在“有沒有、保生存”的問題上，我國種源在很大程度上立足國內能夠滿足需求，已是業內共識，但在“好不好、高質量”方面，我國還和世界先進水平存在較大差距。
張桃林在會上表示，總體上看，我國農業用種安全是有保障的，風險也是可控的，但也要清醒地看到，有些品種、有些領域和有些環節與國際先進水平相比較，尤其是對標人民美好生活對種業提出新的更高要求，還存在明顯的不足，迫切需要下功夫趕上去。
當前，我國玉米、大豆單產水平只有世界先進水平的60%左右，生豬的飼料轉化率、奶牛產奶量都只有世界先進水平的80%左右。大型白羽肉雞依賴進口，青花菜、胡蘿卜、菠菜等蔬菜種子大多來自國外。突破性品種較少，制約我國種業快速發展。
另據國家大宗蔬菜產業技術體系首席科學家、中國農科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員杜永臣介紹，我國部分作物每年登記新品種數百個甚至上千個，但其中有不少“似曾相識”，缺乏原創性、突破性。
要打好種業翻身仗，必須要培育突破性品種。錢前提出，下一步亟須培育適合多樣化食品類型的優質專用型品種，應對極端氣候條件的抗逆廣適型品種，抗旱節水、養分高效利用、耐密植宜機收的資源高效型品種。
守住知識產權“生命線(xian)”
成熟品種“拿來抄抄改改就能賣”，原創性育種“費力不討好”……部分與會代表反映，這種現象在我國育種領域并不罕見。
知識產權是種業創新發展的“生命線”，但知識產權保護體系不完善遏制了創新動力。在此次大會上，800多名參會者擠滿種業知識產權保護分論壇，可見業界對種業知識產權保護的關注。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賀小榮在會上發言時指出，我國種業已進入以自主創新為驅動力的新發展階段，2018年起我國植物新品種申請量位居世界第一位，需不斷加大對種業知識產權的保護。
然而，當前我國品種權侵權訴訟案件數量每年增加，但總體數量偏少。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李菊丹研究發現，大部分侵權案件程序繁瑣、賠償額低。農業農村部科技發展中心主任楊雄年也提到，種子企業、科研單位、管理部門都反映維權難、取證難、執法難，原始創新的保護水平低。
專家指出，我國植物新品種保護條例已實施20多年，目前難以完全適應種業高質量發展的要求。在此情況下，要一手抓創新、一手抓保護，尤其“十四五”期間，要制定植物新品種保護戰略，創新品種審查測試機制。
近年來，我國農業主管部門參與調整修訂了種子相關法律，研究提高農產品審定標準。李菊丹說，進一步提高植物新品種保護水平，強化對原始育種創新成果的保護，已經形成廣泛共識。隨著后續生物技術推廣應用，制定植物新品種保護專門法規已勢在必行。
記者從會上獲悉，最高人民法院將在年內出臺一部新的審理植物新品種權案件司法解釋，進一步統一司法裁判尺度、加大司法保護力度。楊雄年介紹，我國將適時啟動加入《國際植物新品種保護公約》1991年文本程序。相較于我國目前加入的該公約1978年文本，1991年文本在提高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加強保護力度等方面，更符合國際植物新品種保護的發展方向。
與(yu)世界種業“同頻共(gong)振”
高質量發展離不開高質量的對外開放，中國種業是開放的種業。
當前，雜交水稻已成為中國種業“走出去”的一張靚麗名片。數據顯示，中國水稻總產和單產在全球排名第一，每公頃產量超過7噸。包括雜交水稻種子在內的海外種業市場潛力巨大。
機遇與挑戰并存。中國種子協會國際合作分會會長張琴指出，我國種子“走出去”還面臨國內種子生產成本不斷提高、出口貿易環境惡化、國際勝任型人才缺乏、海外推廣知識產權風險大、企業間惡性競爭等問題。
種質資源“引進來”方面同樣存在短板。萬建民稱，我國目前保存的農作物種質資源總量52萬份，僅次于美國，但對國外優異種質資源的引進和利用率卻遠低于美國等發達國家。楊雄年提供的一組數據也驗證了這一說法：我國申請保護品種僅有7%來自國外，在美國這一比例達62%，日本也在30%以上。
如何走好“引進來”“走出去”的國際化發展之路？張桃林提出，我國將積極推進種業創新國際合作。歡迎國外企業按照有關規定到中國投資種業，引進先進理念、優異資源、關鍵技術和高端人才，支持與國外機構共建種業研發平臺和第三方創新服務機構。同時，鼓勵企業走出去，學習國外經驗，開展國際合作。
農業農村部對外經濟合作中心主任張陸彪認為，當前關鍵是要通過政策創新，為中國企業布局全球資源和市場提供便利。比如打造我國全球投資農業數據中心，搭建種業對話合作平臺。張琴建議，開展國際種業人才教育合作，由企業與高校聯合培養國內外優秀人才，為企業“走出去”儲備人才資源，還可依托協會優勢對各國投資環境開展調研，為“走出去”提供參考。
在許多專家看來，海南加快建設南繁硅谷，有望成為中國種業對外開放的新高地。可利用自貿港建設的政策優勢，建立動植物種質資源利益分享機制，建立種質資源進關綠色通道和高效快捷的檢疫辦法，引進更多有價值的種質資源，為種業創新發展提供保障。
來源：經濟參考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