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農民日報 》（ 2017年03月14日 06 版）
李登海：依法保護種業知識產權
宋遜風
在全國人大開幕之際，筆者見到了剛剛從海南育種基地風塵仆仆返京參會的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農業委員會委員、山東登海種業名譽董事長李登海研究員。
李登海說：“育出新品種太難了！苦點累點都可以克服，最難的是剛選育出的好品種很快就被別人輕而易舉地竊取了！侵權事件防不勝防，屢禁不止。”在這次會議上，李登海已提議并會同30位全國人大代表向大會提交了關于制定《植物新品種保護法》的聯名建議。
我國《植物新品種保護條例》發布近20年之久，當時所確定的品種權保護水平已經不適應當前經濟全球化的形勢和我國育種技術、種子產業發展的需求，嚴重影響了種子企業投資原始育種創新的積極性，制度本身需要內部革新。特別應當指出，國際植物新品種保護聯盟（UPOV）72個成員國及2個國際組織，均無一例外地通過法律形式對植物新品種實施保護。
李登海認為，目前我國植物新品種保護主要存在5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品種權保護水平低。品種權的保護僅限于生產和銷售兩個環節，而對繁殖材料在存儲、運輸、加工等極可能構成侵權的諸環節均未作規定；品種保護的客體僅限于授權品種的繁殖材料，對其收獲材料未作規定，對于常規品種和無性繁殖品種，權益人根本無法正常維權。
二是對新培育的品種不區分原始品種與實質性派生品種，對實質性派生品種沒有任何限制性規定。嚴重損傷了育種者的原始創新動力。
三是品種權受理審批程序復雜，授權緩慢。審理時間一般都超過三年，尤其是申請文件準備、繁殖材料遞交、費用繳納和監控等方面亟需簡化。
四是品種權維權舉證難。由于缺乏維權與執法途徑，對于侵權套牌行為多數按照假種子進行行政處罰，缺乏追究刑事責任的規定。
五是對農民和“自繁自用”沒有明確規定。不少企業委托農民代繁代制侵權品種繁殖材料，導致品種權人難以追究侵權責任。
對于制定《植物新品種保護法》，李登海表示，第一應當建立實質性派生品種制度。以其遏制育種剽竊和低水平模仿、修飾育種的亂象，保護原創育種者的利益，鼓勵真正的原始創新。二要適度擴大育種者權利舉證范圍，延長育種者權利保護鏈條。包括生產、繁殖、銷售、種子處理、進出口、儲運等各個環節都得到保護，使權利人能夠多渠道、多環節地監督、發現、圍堵侵權行為，搜集侵權證據。三要對“農民”、“自繁自用”等特權明確加以規定，防止某些種子企業假借“農民”的身份，打著“自繁自用”的旗號，肆無忌憚地侵權。四要適當擴大保護期限。對品種權原保護期應延長5年，即規定樹木或藤本植物為25年，其他植物為20年。五要簡化受理、審查、測試流程。對申請人提交的文件資料及填寫的內容根據實際需要應適當合并優化。合并且提前繳納申請費、審查費，簡化費用監控。同時應將申請人提交繁殖材料的時間提前，盡快安排DUS測試。
王書平：制定《植物新品種保護法》迫在眉睫
本報記者王澎
近年來，國家對強化植物新品種保護制度建設提出明確要求，植物新品種保護的戰略地位得到了歷史性提升。在全國兩會結束前，記者采訪了全國人大代表、山東圣豐種業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北京天辰云農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王書平。
記者：國際上對植物新品種保護立法的普遍做法是什么？
王書平：目前國際植物新品種保護聯盟（UPOV）成員已達到74個。包括中國在內18個國家受1978年文本的約束；55個國家和組織受1991年文本的約束。
特別指出的是，UPOV成員中，除中國外，均無一例外地通過法律形式對植物新品種保護予以規定。而且，除日本、肯尼亞等國家采用植物新品種保護與種子管理法為一體的混合立法形式，其他國家均采用專門立法的形式對植物新品種加以保護。
記者：目前植物新品種保護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有哪些？
王書平：與國際上絕大部分國家比較，我國植物新品種保護制度十分落后。《種子法》和現行《植物新品種保護條例》的不少規定還不能適應我國現代種業和植物新品種保護的發展需要。主要表現在：
品種權保護水平太低。品種權保護僅限于生產和銷售兩個環節，而對為繁殖材料進行存儲、運輸、加工、許諾銷售等極可能構成侵權的環節未作規定；品種權保護的客體僅限于授權品種的繁殖材料，對其收獲材料未做規定，對于常規品種和無性繁殖品種，權益人根本無法正常維護權利。
鼓勵品種原始創新不足。對新培育的品種不區分原始品種和實質性派生品種，對實質性派生品種沒有任何的限制性規定。
品種權維權存在舉證難等問題。由于缺乏維權和執法途徑，對于侵權套牌行為，多數依據假種子進行處罰。
農民特權亟需明確。不少侵權企業委托農民進行大規模生產，實踐表明很多情況屬于代繁代制侵權品種繁殖材料，由于現行制度沒有對“農民”和“自繁自用”作出明確規定，導致實踐中品種權人難以追究侵權責任。
記者：對于植物新品種保護有哪些建議？
王書平：建議相關部門及早制定植物新品種保護法，同時參考以下幾條：
建立實質性派生品種制度。這將有利于遏制育種剽竊、低水平模仿與修飾育種現象，保護原創育種者的利益，鼓勵真正的原始創新。
適度擴大育種者權利舉證范圍。舉證范圍從繁殖材料擴大到收獲物，育種者權利保護鏈條要有所延長。對授權品種各個環節都進行保護，這樣權利人才能多渠道、多環節地監督、發現、圍堵侵權行為，收集侵權證據。
適當擴大保護期限。對品種權保護期延長5年，即規定樹木或者藤本植物為25年，其他植物為20年。
簡化受理審查測試流程。對申請人提交的文件資料及填寫內容根據需要適當合并優化。增加加快品種權審查程序，對于創新性突破性優良品種、申請人提交的測試報告與官方測試報告高度吻合的，可以適當加快審查速度。
伍躍時：種企當好改革“排頭兵”
本報記者王澎
近日，記者采訪了全國政協委員、袁隆平農業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常務副董事長伍躍時。
記者：農業供給側改革“保障有效供給”目標的實現，主要還依賴于創新。與此同時，農業生產結構的調整永遠離不開種業，任何一種農作物的種植都必須以種子為基礎。種業企業如何當好“排頭兵”?
伍躍時：今年中央一號文件中明確提出的“優”、“綠”、“新”三大調整要求，本質都指向創新，尤其是技術創新。糧食領域維持多年的“三量齊增”現象說明，種業行業產能過剩問題嚴重。但是，產能過剩的本質是劣質產能過多，優質產能實則匱乏，因此供給側改革的本質是要實現優質產能的供給，核心途徑是創新。
以隆平高科為例，公司率先從“單一高產”轉向“安全優質高效”育種，并調整產品結構，主動淘汰一批舊品種。經過創新，最近幾年誕生了“隆兩優”、“晶兩優”兩大新品種系列，且普遍表現出高抗、高產、廣適，耐極端天氣等特點，非常適合規模化種植，符合現代農業發展方向。同時，達到二級米質，口感和營養得到全面提升。
記者：農民收入持續增長乏力是突出問題之一，要保護農民利益，就要先解決誰來種地、如何融資、怎么保險等基本問題。這三方面目前存在哪些問題？相互之間有怎樣的聯系？隆平高科目前有哪些嘗試？
伍躍時：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手段，培育農業農村發展新動能是目標，那么它的一個重要的落腳點就是農民增收、致富。
首先，是培養新型職業農民，解決誰來種地的問題。所以我建議，一是政府投入職業農民培育的資金比例要調整到10%～15%；二是構建三元一體（政府、院校、企業）的培育體系；三是將農業企業的客戶培訓納入政府培訓經費資助范疇，培訓時間與農業生產季節靈活適應。今年1月，隆平高科在持續多年開展新型職業農民培訓的基礎上，正式成立了隆平大學，專門從事這項工作。截至到今年3月份，我們已經有34家基地獲準入選農業部新型職業農民培育基地庫，是目前全國最多的農業企業。
其次，有了人還得有資金，要讓村鎮銀行成為現代農業的“源頭活水”。具體來說，今后的種植大戶要創業、要發展，就一定要有資金來源。由于目前的政策規定，單一非金融機構企業法人及其關聯方持股比例不得超過10%，導致最接近農業一線的農業企業參股村鎮銀行遭遇天花板。因此我們希望，放寬限制，甚至讓部分優勢農業龍頭企業成為大股東，最大限度發揮農業企業產業優勢、貼近農村、熟知農民和農業風險的作用。
第三，有人有錢還要有保障，現代農業需要農業保險保駕護航，避免農戶因災返貧。目前，農業保險覆蓋的成本只包括種子、化肥、農藥、機耕、地膜等直接物化成本，賠付標準為360元/畝左右，而沒有包含土地流轉成本（種植業優勢核心區超過600元/畝/年），一旦發生大的災害種植大戶很可能破產。因此，建議針對新型種植經營主體開設“基本險+土地成本附加險”的保險產品，減少新型種植經營主體因災害不能恢復再生產的能力。同時，建議將雜交水稻、雜交玉米制種基地全部納入種業生產保險范圍，國家、省級承擔70%～80%，縣級承擔10%～20%，農戶承擔10%。去年4月，隆平高科也與中國人保財險在長沙簽署戰略合作協議，在農作物制種生產保險、種企無憂全流程組合保險、融資保障等方面進行了探索。
記者：根據中央一號文件，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增加農民收入、保障有效供給”是關鍵目標之一。種業如何保障有效供給？
伍躍時：目前，政府農業服務資源的供應與農業主體需求存在脫節，供給與需求沒能形成良性的正向循環，不能很好的滿足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日益旺盛的精準綜合農業服務需求，同時缺乏精準綜合農業服務方案的示范和推廣。因此，我們建議，以種業龍頭企業為核心，打造精準綜合農業服務生態圈。農業產業鏈的源頭發端于種業，種子作為特殊的、不可替代的農業生產資料，是農業科技和其他生產要素共同發揮作用的重要載體。種業企業最容易結合土壤、氣候、肥料、植保、農機甚至糧食加工、貿易、農業金融等結合品種特性提供精準的產業鏈條綜合服務方案。這方面，隆平高科在去年專門成立農業服務公司，在精準種植、耕地修復與開發、品質糧交易等方面做積極探索。
唐洪軍:科研育種要接地氣
宋遜風
2017年是落實中央提出的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之年，值此關鍵一年農業科研育種單位如何發揮應有的積極作用？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開幕之際，全國人大代表、重慶市農業科學院院長唐洪軍研究員表示，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要強化科技創新驅動，引領現代農業加快發展。這就為全國農業科研育種單位指明了在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應當起到引領和支撐作用。
農業科研單位要“接地氣”，就是要使科研育種緊密地與農業生產和市場的需求對接。從選題、立項到研發推廣，精準地聚焦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跟進科研體制和機制的改革，根據農村新產業、新業態的需求和現代農業發展由量向質的轉變趨勢，調整農業科研的方向和重點，拓展農業科研領域，加強中低產田改良、經濟作物、草食畜牧業、智慧農業、農林產品精深加工及特色優勢產業等科技研發。
近年來，重慶農科院大幅度地調整了良種選育方向，從以數量為主轉向“數、質、效”并重，從以糧食品種為主轉向“糧、經、飼”并行，由大路品種轉向專用品種，由單一品種調擴為對接市場的多品種，由單季菜拓展為四季菜，使育種向適宜機械化、輕簡化發展。并多次帶領農民到市場上調查哪些品種適銷對路效益高，引導農民了解市場需求、確定調整品種結構的正確方向，形成了不同海拔地區選擇不同品種的梯度種植結構。
據介紹，重慶農科院還幫助山區縣建設了高山蔬菜實驗室、工廠化無土水培育苗場、蔬菜新品種新技術科研基地及示范基地，優化了產業產品結構。此外，為了調動科研育種人員參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積極性，重慶農科院也在科研機制上進行改革，實施科研成果與研發小組利益結合、育種成效與育種人員收益掛鉤、品種產出與科研獎勵掛鉤等激勵舉措。
趙治海：讓“長處更長”
本報記者郭少雅
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河北省張家口市農業科學院總農藝師趙治海帶上會的寶貝格外多，小米精髓液、可以代替植物油用來炒菜的小米黃酒、小米粕制作的纖維素餅干……他說，無論是飼用價值還是健康食用價值，谷子都是有極大發展前景的大產業，“發展上要加把勁，不要被國外相關產業占了先機。”
拿著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趙治海在發展優質綠色農產品和調減玉米1000萬畝的內容上畫了重重的線。趙治海建議，在農牧交錯帶大力推廣谷子的種植，一方面，谷草是非常優質的飼草，另一方面，一旦出現糧食安全問題，小米可以馬上作為主食供應國人，從國家糧食安全的戰略儲備上講，意義十分重大。
談起谷子的育種發展方向，趙治海認為應該是“讓谷子的長處更長”，“小米的缺點是，相比大米、白面的適口性要差一些，而適口性差恰恰是因為它的優點——含纖維素高、富含礦物質和色氨酸。”
趙治海告訴記者，一個成年人每天應該攝取20g纖維素，但是從蔬菜中一般只能獲得一半的量，“兩塊小米粕制作的餅干就有8g纖維素，當早餐吃上兩塊，就把攝取不到的補充上來了。”另外小米富含的硒元素和色氨酸，可以起到降心火，舒緩心情的作用。把谷子的這些優勢通過育種，進行放大，讓谷子在人們的食譜中發揮特殊的作用，是谷子育種的下一步方向。”
同時，為了發展谷子產業，趙治海建議繼續在育種方向上發展抗旱、高產的品種，“我們在敦煌試種了一個品種叫做敦煌2號，這個品種整個生長期只需要澆一次水，在降水量低，蒸發量極高的敦煌，它可是實現畝產400斤的產量，對國家的節水戰略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白先進：盡快出臺柑橘黃龍病防控標準及柑橘種苗管理辦法
本報記者王澎
一年好景君須記，正是橙黃橘綠時。柑橘產業作為千億元級別的大產業，已經成為我國農民收入的重要來源之一。
然而，素有“柑橘癌癥”之稱的柑橘黃龍病一直以來對我國的整個柑橘產業造成了巨大威脅。柑橘黃龍病發生的歷史長、分布廣、危害大，已經不言而喻，一旦染病就必須清除的特點，也是柑橘黃龍病被稱為“癌癥”的最主要原因。據監測，黃龍病已在我國10個省區的260個縣（市）不同程度發生，其發生和危害不僅影響柑橘產量、品質和出口貿易，而且威脅我國柑橘產業安全。
“2015年至2016年，江西省挖除病樹超過3000萬株，近十年廣西累計挖除病樹也超過5000萬株，廣東柑橘產業損失更大。”全國政協委員、廣西農業科學院院長白先進談到柑橘黃龍病的危害時深感惋惜。
“柑橘黃龍病是可防可控的。近十年間，無病毒種苗、嚴防木虱、堅決挖除病樹三大措施讓廣西柑橘產業穩步發展，一躍成為我國最大柑橘生產省（區）。”白先進告訴記者，“盡管防控不斷推進，產業穩步發展，但三大防控策略也不斷受到挑戰，柑橘黃龍病蔓延陰影還是時刻相伴。”
不規范露天繁育的種苗攜帶黃龍病病源的風險極大。雪上加霜的是，某些所謂的“大專家”到產地宣傳可以根治黃龍病，嚴重干擾了防控措施落實，造成病害蔓延加重。“廣西第一大臍橙生產縣富川的50萬畝柑橘，就因為近年農民不愿挖除病樹，在2016年黃龍病發病率達到8%，部分幼齡果園達60%多，其中近年發展起來幼年南豐蜜橘發病率最高，并向老的臍橙園傳播。”白先進告訴記者。
多年來，白先進一直在呼吁并身體力行地進行柑橘黃龍病防控知識宣傳和普及。然而，僅靠農業工作者的呼吁和宣傳是遠遠不夠的，通過制定相關配套辦法和法律法規才能從制度上讓柑橘黃龍病遠離果園。“一定要盡快起草柑橘黃龍病防控標準，并盡快頒布實施！”白先進堅定地說，“除了標準，柑橘種苗管理辦法（條例）也要盡快起草盡快頒布實施，只有一邊加大無病苗繁育基地的扶持力度，一邊規范無病苗培育、銷售、運輸等各個環節，才能更好地防控柑橘黃龍病。”
石壽芳：支持中藥材種子種苗和標準化生產
本報記者江娜
“我們定西市自古就有‘千年藥鄉’的稱呼，中藥材種植面積多年來穩定在100萬畝以上，占全國的7%。”提起藥材，全國人大代表、甘肅省定西市岷縣禾馱鄉石門村黨支部書記石壽芳的話匣子就打開了。
“最近幾年，我們成功選育出當歸、黃芪、黨參三大道地主栽中藥材新品種系11個，篩選和成功馴化出防風、羌活、獨活、丹參等30多個適宜不同生態區種植品種，2015年全市建成規模化種子種苗繁育基地8.65萬畝，可滿足24萬畝中藥材面積的用種需求。”
但是他也有很多擔憂，在這次兩會上，也把當地農民的訴求帶了過來：“我們計劃將定西市中藥材種植實現良種全覆蓋，至少需要建立規模化種子種苗繁育基地30萬畝以上，但是由于中藥材種子種苗繁育投入成本較大，地方財政困難無力進行補貼。”
“所以我們建議將定西市列入國家中藥材種子種苗保障供應基地，并將中藥材種子種苗生產納入國家農作物良種補貼范圍，由中央財政給予專項資金補貼，每年根據實際種子種苗繁育面積進行補貼，逐步將定西市打造成為全國中藥材優質種子種苗基地之一。”
不過近年來農民種植成本逐年提高，投入越來越高，每畝投入成本在3000到5000元之間。“而且，這些年來中藥材市場價格波動又大，忽高忽低，藥賤傷農頻繁發生。”石壽芳舉了一個例子：“比如2014年，當歸統貨平均價格在25～30元/公斤，比上一年一下子下跌了45%左右，黨參跌得更多，那年下跌80%元左右。
對此他建議，為了加快國家級藥源基地建設，全面提高中藥材質量，減輕農民投入負擔，進一步激發農民標準化種植中藥材的積極性，確保中醫藥產業健康發展和可持續發展，穩定增加農民收入，希望將中藥材標準化種植納入政府財政補貼范圍，給中藥材主產區岷縣藥農每年每畝3000元左右的中藥材標準化種植補貼，并推廣保值保險。
